书院教学特点


书院既是教学机构,又是学术研究机构。由于书院的私立性质,中国古代书院教育体现着独立的精神,这种独立包括独立组织、独立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

组织方面,中国古代书院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完全如此),官方对其的干预相对较少。

教学方面,学生“进德广业”是书院教学要达到的教学目标,因此,老师和学生都不大受科举的影响。老师可以自由讲学,学生可以自由读书、学习、思考、辩论。

学术研究方面,由于书院是从古代的“精舍”、“精庐”、“学馆”发展来的,本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以后,一直保留了这个传统。书院里坐堂讲学、研修的学人一般都不是急功近利的人,他们奉行达则兼济天下,隐则独善其身的原则,在一个依山傍水,风景幽静的环境里,专心教学——培育人才、治学——提高修养。

况且,历代书院出任山长的人几乎都是学坛巨子,学有专长,不少人在学术上自成流派。他们在书院里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学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传达给学生,这样就把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了起来。比如,被理学家奉为圭臬的《朱子语类》,就是朱熹的讲学语录。它影响了我国思想一千余年。

反观现在我们的教学与研究,很多人的教与研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学生难以学到高深的学问,老师难以做出高深的学问。我们的中等教育围绕高考指挥棒,本科教育围绕考研指挥棒,教材是全国通用的教材,学术是路人尽知的知识,思想像营养不良贫血病人的脸色一样苍白。在这里,我不禁要问一句,我们大学的独立精神哪里去了?书院的兴盛与衰落过程,与我国一千多年的灿烂辉煌文化相联系,仅仅是因为我们官办,人家私立吗?同是教学治学的大学,套用范伟的话说,“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古代的“研讨会”

朱陆之争

从上述可以看出,心学与理学在基本前提上并没有根本分歧,都以明理做人为目标,都认为万物万事背后有一终极之理。它们的分歧,主要在于把理放在怎样的位置上去看,又怎样去领会它从而把握做人的根本。理学以 性即理 为核心,认为理在人身上的体现是性,主要是 道问学 、 即物穷理 ,通过向外 格物 渐趋达到启发天赋的 在心之理 ,即性。心学则以 心即理 为出发点,认为万物之理莫不会通于心,主张 尊德性 、 发明本心 ,通过向内的洞悟, 顷刻而知之 人的根本。 
  本来,对先贤的思想理解不同,对得道之法体悟各异,是很正常的事情。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不可能穷尽人类全部真知,并且,也只有以各自所长彼此互补所短,才能使一个时期的学术得到大的发展,使各自的学说更为完善。心学与理学,在事实上正是相互渗透的,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走向融合。可是,作为这两派学说的领袖,却各守营垒互不相让,甚至达到相互攻击的程度。陆九渊与朱熹的学术论争主要有两次,所争问题是治学之方和 无极太极 之说。 

朱张会讲

南宋乾道三年(1167)八月,东南三贤之一、著名理学家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武夷山赶到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前来向张南轩求学,与张栻讨论《中庸》之义,开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也就形成岳麓书院一种新的学术活动、教学活动的形式,对湘学和岳麓书院的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南轩(字敬夫)从学胡宏(号五峰)达湖湘学,朱熹从学李侗(字延平)而得闽学,但是两人对“中和”问题的理解很不相同。张在本体论上主“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在工夫论上主“先察识后持养”,这和闽学一派主张“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相差较大,所以在会讲过程中竟“三日夜而不能合”。很值得一提的,这次会讲取得很丰富的学术成果。朱子最后接受了张南轩的观点。据朱子的回忆,“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然此事须族做工夫,于日用间行住坐卧处方自有见处,然后从此操存以至于极,方为己物尔。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由此可见,朱张会讲推动了闽学和湘学的交流融合,在理学史上和书院史上都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今天看来,“会讲”是岳麓书院一种的独具特色的讲学活动,它往往是有不同学派或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在岳麓书院内展开讨论,辨析异同,使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结合起来。

我今天本来没有很大的闲心来描述“朱张会讲”的历史,主要是想提到古代教学、科研、交流的重要的方法,一个是“会讲”,一个是“问答”。德高望重的青枫峡先生和不卑兄多次提到,愚也想今日拈出,一是想到“朱张会讲”已经有历史变成一个“符号”,它的表示意义已经超越闽学和湘学的交流融合以及后来孳乳而昭示的地方学派与中央官方学派的对话,更大意义上是学术的交流、相互学习,不只是理学内部问题,更大意义上可以表示理学与佛学或者道家抑或国学与西学等等之间的交流、学习。二是它代表着湖湘学文化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宽大胸襟。三,它表示着湖湘文化永远走在前面...

据记载,朱子在和张南轩会讲期间在岳麓书院还留下三块碑。一,“忠孝廉节”碑,明代曾嵌于岳麓书院尊经阁,后毁,现碑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长欧阳厚均重刻;二,道中庸碑,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长欧阳厚均修复道中庸亭时所刻朱熹遗墨;三,朱熹诗碑,为清光绪年间巡抚吴大澂所刻。朱熹与张栻会讲之后同游南岳,朱熹在株洲与张栻告别,张栻作《送元晦尊兄》诗赠朱熹,朱熹以此诗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