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与现代大学的区别

1.开创了自由讲学的学术风气。所谓自由讲学,指不再严格地遵循传统的学术道统,而是致力于一种学术创发。而且在教学风格上不再遵循传统的“老师讲、弟子记”的一言堂的灌输式教学模式,而是开始采用辩论、自学研讨等灵活的方式进行教学。可以说,这个学术风气直到南宋时才开始,但这个方法并非普遍采用,而是仅适合于大师之间的讲学。著名的“鹅湖会”就是这一方式的典型案例。

2.开创了游学之风。当时学子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师承门户之见,开始到处寻访名师,不远万里跟随名师学习。这种游学之风的盛行,也开创了学问与实际的结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开始成为一种学问的风尚。

3.开创了书院自治的风气。早期的书院大多设在深山老林,主要为个人读书之所,也是为了方便个人静修。这主要是吸收了佛教寺院禅林的做法,所以也带有一些出世的味道。在这一点上也隐含了与世无争、从学问中自得其乐的学问独立精神,与传统的科举取士的功利学问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4.当然,这种学问独立精神并没有成为传统保持下来,仅仅是在战乱时期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而已。后期书院建设大多获得了富户的捐助,书院有自己的学田,从而经济上可以自给自足,这对于独立学问精神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当书院制度兴盛之后,学田开始由官方拨给,这样书院又重新回到了依附的状态。事实上,书院一直没有在精神上获得过独立,自治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所以,当社会进入安定时期,书院仍然变成一种利禄追求的场所。事实上,书院也没有真正坚持一种学问独立精神,相反,他们一直希望得到官方的承认,甚至以得到官方的承认作为荣耀,只是在政治灰暗的时期才表现出一种独立倾向,甚至作为反对黑暗专政的阵地。但这种激进的政治倾向也为书院长期发展埋下了祸根。

1、书院制度虽然开创了自由讲学的风气,但没有成为一种常规的教学制度,尤其是没有发展成为一种集体讲学的制度。因为书院是由某个大师主持,而非由一群学者聚集讲学,这大概是书院无法发展产生现代大学制度的根本原因。因为在这里所尊崇的是某个大师的个人学识,而不是一种普遍知识。虽然后期发展出了“讲会”制度,但它是作为特例的教学方式出现的,而不是作为常规的教学制度,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学术研讨活动,如同今天的学会活动一样。可以说,书院开展的自由讲学仅仅属于学者交流的范畴,很难称为一种教学制度或教学风格。在师生之间很少进行这种平等的教学辩论,仍然是以传承为主,而非开展自由探讨,这大概与中国的师道尊严学术传统有关。

2、书院的学问风格仍然是以道德人格养成为最高追求,而不是以学问本身追求作为根本取向。尽管在理学兴起后,在学问探讨方面开始涉及一些“形而上”问题,这是一种学问上根本的东西,但这种追求并非学术探讨的目的。换言之,关于一些超越问题的探求目的在于解释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而非出于学术建设的需要。正因为这样,关于这些超越的问题探讨并没有坚持下去,而是当能够解释现实的问题之后就停止了。可以说,“经世致用”一直是中国学问的风格或传统,对纯粹知识的探求是中国学问所缺乏的精神。

3、书院发展中出现了如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和王阳明等一批学术大师,但没有在学术上产生一位综合家。中国学术史上一直缺乏如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综合家,能够打破各家的藩篱,能够使知识成为体系,从而中国的学术一直没有脱离传统的经史子集范畴。似乎,中国的学术一直受到门户见解的束缚,无法去追求一种超越的知识。可能最大的障碍是没有建立统一的学问方法,如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形式逻辑。中国墨家学派所创的“三表法”在地位上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印度的“因明学”齐名[25],遗憾的是这种逻辑方法没有传承下来。而且,正是因为墨家重视逻辑,从而也注重辩论。这种学问方法没有被其他学派吸收,甚至成为排斥的对象。当然,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哲学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概念体系,或者没有象亚里士多德那样建立关于世界的范畴概念,这也阻碍了中国学术向深度发展。这个工作也没有因为书院制度的兴起而得以修补。而中国的数学也没有真正发展起来,这对于建立严密的精确的科学而言是非常不利的。

4、书院没有发展出一种规范的学问方法。书院中的自由讲学氛围和学者游学风气,确实对学术繁荣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不同学派的产生起到促进作用。不同学派开始有了自己的解释世界的方式,产生了自己的学问的法门,并且建立了自己的规制,但总体上没有超出个体直觉思考研究的范畴,没有建立一种比较客观的学问方法。朱熹所强调的格物致知,虽然强调了观察的重要,但这种观察仍然是个体观察,没有超出个体经验的水平,这仍然是传统学问的思路。而王阳明强调反思方法“心即理”更是直觉方法的表现。可以说,这些都是一种主观主义方法。换言之,在学问思路上,书院并没有建立一种比较客观的、理性的思考方法。

1.现代大学追求科学方法,书院仍然是以经典阐释为中心。现代大学与传统大学相比,最显著的差别是学问方法变化,它开始采用实验法来探究事物,不再采用个体心悟的方法来学习。这也就是人们所称实证方法对思辨方法的取代。当然,现代大学所追求的是自然科学知识,而书院所追求的仍然是一种人文知识。从本质上说,现代大学追求的是一种共同的知识,而书院所强调的仍然是个体知识,也即是一种非普遍性知识。

2.现代大学追求集体研讨方法,个别教学辅导方法不再成为主流。自从洪堡创立柏林大学之后,“习明纳尔”作为一种正规的教学方法被提了出来,这区别于传统大学的服务于记忆的辩论式的学习方法。尽管论辩方法有助于培养个体思维能力,但不得不说它对于获得新知识的作用却是有限的。不过,论辩的方法在验证知识方面的作用仍然是巨大和不可代替的,特别是它在时间上是非常节省的。个别教学不是一种相互启发为目的的教学方法,而是以个体的理解、接受和掌握为目的。

3.现代大学追求独立知识,建立知识自身的判断系统,书院仍然是以官方承认、参加科举作为检验学问的方法[30]。这是考验知识是否具有独立性或书院能否实现真正自治以及学术自由的根本标准。因为书院仍然是以经典学习为中心,依靠个体的领悟,所依赖的是个体经验和直觉,所以很难变成理性的、共通的方法。这样的话就很难使知识摆脱神秘的神色,从而也就很难变成一种客观知识,最终只能依靠外部承认作为学问价值的判断标准。以儒家经典阐释为目的的理学在学问方向上仍然没有改变传统的“内圣外王”的政治倾向,这也注定了它很难产生一种独立的知识系统。

4.现代大学以探求新知为目标,书院是以个体修养为目标,知识是以个体理解为目标,不强调追求外在的共识性知识。当德国洪堡柏林大学建立之后,大学开始以科研为中心,从而开始从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型。而书院制度不可能适应这个发展要求,如此,也注定了它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淘汰的命运。

5.现代大学以知识分化为基础,书院的学问探求没有出现知识分化的倾向,从而也没有走向专业化。书院所传授的知识集中在儒家经典学习上,没有分化出许多实用的学科,也没有发展出高深的理论学科,这样它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就非常有限,从而既无法阻止封建统治走向衰落,也无法帮助统治者抵御外族的入侵,进而也就成了空疏无用的代名词。因而,书院制度没有促进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从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被抛弃了。这确是一个不得不记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