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的衍生


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教育界、知识界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国高等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均与大学精神的失落有关,所以我们必须重视现代大学精神的建设。其实,大学精神与大学制度是一体不分的。今年是中国古代书院废弃110周年,我们重新思考中国书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书院精神与书院制度统一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改革与建设应有重要意义。书院改制与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是20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然而,这二者之间并未建立真正的前后关联性。1901年,书院被视为历史的垃圾而抛弃,这种建立近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的选择,使得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与近现代大学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书院在千余年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文化精华,并未成为中国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书院改制之后,胡适先生曾经就感慨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由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没有积极承传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故而,今天重新思考这一传统教育的优秀典范,积极汲收书院精神与书院制度统一的重要经验,是构建21世纪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及其大学文化的必经之途。

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最初是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如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 (723),书院主管人员的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兼作皇帝的侍读,“以质史籍疑义”。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读书讲学之所,也称为书院,如:皇书院,在江西吉水县,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松州书院,在福建漳州府,唐陈与士民讲学处;义门书院,在江西德安县,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梧桐书院,在江西奉新县, 唐罗静、罗简讲学之处。

书院盛于宋初。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弛,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维持,宋初的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于是私人讲学的书院遂得以进一步发展,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

书院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以传道济世、兼容并蓄、自由讲学为特征,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种极具特色的制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1901年“新政”之后,书院或改制成学堂,或被废止。这个曾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辉煌与骄傲的名字就这样逐渐淹没于历史的滚滚尘烟之中,但是,书院历经千年而蕴积的教育、思想精华并没有随之终结而影响至今。近几十年来,泱泱中华大地不仅出现了不少新办的书院,一些古老的书院也开始恢复了它的教育、学术研究功能,焕发出无限生机。 

1、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约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式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除建筑文物外,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

 

2、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始于唐李宾客隐读,盛于南宋朱熹复兴,绍隆于明清,有千余年历史,坐落于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南约 10公里处的后屏山南麓。原址江西庐山五老峰东南,原为李渤兄弟隐居读书处。根据文献记载,“渤养白鹿自娱,人称白鹿先生”。后来李渤任江州刺史,旧地重游,于此修楼建亭,引泉植花,遂成为一处游览胜地,取名白鹿洞。唐代(公元618-907年)时。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完备的书院,与岳麓、雎阳、石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曾被誉为“海内书院第一”,“天下书院之首”。五代南唐升元年间,在此建立了“庐山国学”;宋(公元960-1127年)初扩建为书院,并正式定名为“白鹿洞书院”。太平兴国二年(977)诏赐国子监刊“九经”。南宋朱熹为南康军守,手订学规,讲学其中。明清仍为书院。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白鹿洞书院有着幽静的环境,宽敞的院舍,颇具实力的师资,求知若渴的生徒;它有完整的教规,有效的教学方法,以资生徒读书的图书,教学经费所需的学田。因此,在它兴教以来,延续时间达1000余年,曾为封建社会培养出一批批人才。

3、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当时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号龟山)长期讲学之地。后废。“东林书院”名称来历与杨时游庐山时所写“东林道上闲步”这首诗有关。南宋时,邑人建杨时祠堂于此。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僧月秋潭于其上建东林庵。直至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僧人信谅又加重修,百余年间,其地成为僧区。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罢黜里居的顾宪成,偕弟允成,及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史孟麟、薛敷教、钱一本等人,为继承杨时讲学遗志,共同倡导仪捐款重建兴复。 顾宪与高攀龙讲学其中,以清议为武器,抨击阉党,被称为东林党。及兴党狱,诏毁全国书院,东林居其首。崇祯末年曾重修。抗日战争胜利后,无锡著名人士因东林书院岁入失修 ,集议恢复旧观,发起重修。唐文治撰写了碑文,“发明性理之根源”,并略述书院建置始末,“惟愿我乡邦人士 ,景仰前徽,保气节于将坠。”碑后列有发起人姓名。唐文治,祖籍太仓,国学大师,长期在锡地办学,声名卓著。碑今存无锡东林书院。

4、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 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宋代的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时的后晋。当时有邑人杨悫“乐于教育”,在将军赵 直的支持下,聚徒讲学。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楚丘人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培养出诸如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等后来都成为台阁重臣的著名人物。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也出自这所学校。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戚同文病逝,学校一度关闭。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应天府民曹诚实资雄厚,藏书丰富,慨然继承戚同文的办学事业。由他筹资三百万,增建校舍一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大中祥府二年(1009),曹诚呈请朝廷,以学入官,得到了宋真宗的赞许,并正式赐匾额为“应天府书院”,以曹诚为书院助教。从此,应天府书院便由应天府幕职官直接“提举”的官方书院。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仁宗景祐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应天府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其地位也高于其他一般书院。宋哲宗时,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幼弟曾肇知应天府,更是“积公帑之余,大兴学校,亲加训导,养成人才为多”。应天府书院历经北宋一百余年而不衰,在宋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