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自传

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司马迁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中。司马迁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周霸向他讲述过项羽的传说,公孙秀功向他讲述过荆轲刺 秦王的具体情节,硃建之子和他评议过陆贾其人,至于卫青不肯招贤荐士的情况,则是苏武之父苏建向他介绍的。除此之外,樊哙之孙樊他广向他谈起过汉初几位 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贾谊之孙贾嘉和司马迁有书信来往,冯唐的兒子冯遂和司马迁是至交。司马迁还亲眼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李陵同在朝廷任职。上述交游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 与世长辞。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 滞留洛阳,无法参加。这时,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趕到洛阳,接受了父亲的临终嘱托。司马谈固然对于无缘参加封禅大典而无比遗憾,更使他报恨终 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勉励他完成 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殷切地说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 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他在参与制定太初历以后,就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后 来称为《史记》的写作。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李陵战败投降 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 记》。至征和二年(前91),他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 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 (《汉书·司马迁传》)《史记》一书的写作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从太初元年( 前104)正式开始写作算起,前后经历了14年。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 即公元前87年前后。司马谈在向儿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历史著作出现,战国至秦汉许多重 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写入史书,因此,他要修定一部历史著作,一方面继 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和目的。他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此时的司马 迁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经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 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著书立说的动因时称:“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 磊落而多感慨。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

太史公自序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利用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以《史记》上续孔子的《春秋》,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表白他以古人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终于在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全序规模宏大,文气深沉浩瀚,是《史记》全书的纲领。

注释:“太史公”为司马迁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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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对后世的影响

史学贡献

一、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的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文学影响

京剧《赵氏孤儿》,《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