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

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

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是辛亥时期各次武装起义败北的症结所在。兴中会创立伊始,孙中山即主张武力反清。在广州亲自领导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同盟会成立后.他又领导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此后,为捍卫民主共和,他同北洋军阀进行了不懈的武装斗争。

然而,孙中山先生在武装斗争中,忽视了对军队领导权的争取,忽略对起义新军的改造,特别是忽略了兵力与民众结合,创建自己的革钉武装。

孙中山策划的反清武装起义

一、招募敢死队,在海外军事集训,然后回国举行武装起义。

例如

第一次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广州起义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

     起义由陆皓东制作青天白日旗为旗帜,决定以“除暴安良”为号召,臂缠红带为暗号。

     起义计划遭到破坏。清朝政府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等被杀,程奎光入狱,孙中山、杨衢云等均被悬赏通缉。

起义进程

组织人员

   

     1895年孙中山就带着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来到广州,设立了兴中会广州分会,发展程奎光、程璧光、左斗山、魏友琴、陈廷威、朱淇、苏复初等数百人加入了组织。为掩护兴中会的活动,孙中山还特地建立了一个名为“农学会”的公开团体,号称要研讨农桑新法。

     1895年3月16日,即中日马关条约成议前一个月,兴中会决定于重阳节(1895年10月26日)在广州发动起义,占领广东省城,并期待由此引发全国反对朝廷的连锁反应。当时议定孙中山在广州领导军事行动,杨衢云在后方总部香港筹款购械并招募壮士,谢缵泰负责联络旅港外国人,有三合会背景的郑士良负责联络会党。陆皓东事先已设计好了一面青天白日旗图样,这将作为义军的旗帜。这一计划在8月底进行了最后的完善。

战术策略

“擒贼擒王”的战术

    孙中山最初的考虑是,人贵精而不贵多,只须敢死队一百人,就能成功。

    据说,1853年三合会的旁支小刀会刘丽川借着太平军的声势,只以七人之力就占领了上海县城(当时的上海远没有今天这样大)。虽然广州的情况不能和四十年前的上海相提并论。但孙中山认为,采用五人一队,突袭署衙的战术,就能擒贼擒王。

    这一计划的可行性在于,当时广州城内的重要衙署仅有都统、总督、巡抚、水师提督四府,虽然都有卫兵,但戒备松弛,如果出其不意,配备枪械、炸弹的五人小分队完全可以一举攻入,捕杀其长官,使清兵群龙无首。城外清兵如来增援,可派二三十人在要道截击,援军不知虚实,必不敢冒进;再派二三十人围攻旗界(即八旗兵驻地),则大事可成。

不过,当时驻扎广州的八旗、绿营及各类营勇,虽然战斗力较弱,但毕竟有万人以上,因此,当兴中会讨论这一计划时,大多数人认为还是太冒险了,最终决定改为“分道攻城”策略。

“分道攻城”的策略

    按照“分道攻城”的策略:杨衢云率香港会党三点会人众约三百人,于起义日期前晚(10月25日晚)齐聚香港,乘省港晚班客轮到广州,并把起义用的短枪装在木桶里,谎称胶泥报关。等到了省城,即用刀斧劈开木桶取出枪械,首先攻占各重要衙署。这三百人实际上就是“突击队”。

    另外还有“支援队”,各路支援队计划由珠江各支流会聚广州,为此还特意买了两条船,作为运送军队之用。起义发动时,先期分散混进城的北江、顺德、香山三路支援队(计有一千余人)将群起响应。这些支援队基本都是花钱雇来的三合会党徒。自日本横滨赶回的陈清率领炸弹队,在各军事要点投掷炸弹,壮大声势。起义者将以红带缠臂,起义的口号听着耳熟,是“除暴安良”。

选举“总办“

    起义大计已定,孙中山即派得力干部联络各方可利用的武装力量。他派刘裕统率北江一路,陈锦顺统率顺德一路,李杞、侯艾泉统率香山一路,这三路“支援队”混进省城;有口音的汕头队伍就不进城了,让吴子才带着担任策应,牵制清军;香港方面的“突击队”由杨衢云负责。广东水师镇涛舰管带(舰长)程奎光届时率省河兵舰响应。

    起义各项已准备就绪,1895年10月10日,兴中会在香港开会选举“总办”,也就是会长,而且各会员已经同意,“总办”即为起义成功后临时政府的大总统。

    与会者不过七八人,但却分歧严重。陈少白、郑士良支持孙中山,而谢缵泰却拥戴杨衢云,双方险些闹翻。最后,孙中山高风亮节,以反满大局为重,还是让杨衢云做了“总办”。自此直至1900年,兴中会的会长其实是杨衢云,虽然这个会原本是由孙中山创立的。

突生变故

     1895年重阳节(10月26日)黎明,各路人马均已整装待发,偏偏最重要的香港“突击队”没到。孙中山拿着杨衢云发来的电报说:“香港队员要迟两天才能出发。”大家担心起义延后会使机密泄露,于是商定取消本次起义行动,先遣散各部人马,以后择机再举。同时电告杨衢云,让“突击队”别来广州了。

计划泄漏

     但杨衢云接到电报时,七箱枪械已经改装进木桶,并以货物的名义交付省港班轮待运了,如果突然又跑去说这批货不运了,反倒容易被怀疑。因此,杨衢云就给孙中山回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同时,他又命三点会党首领朱贵全、丘四于27日晚率首批“突击队员”登轮,赶赴广州。

     省港班轮起锚后,朱丘突然发现,装着军械的七只大木桶,因船上要装的杂货太多而被移动了位置,并且上面层层叠叠压了许多货箱,根本无法取用。突击队员们即使到了广州,取不出枪械,也无法立即发动进攻。不过,更让他们吃惊的事还在后面。客轮28日抵达广州,清兵竟然早已在那里严阵以待,手无寸铁的突击队员全被拿获,伪装在木桶里的205支左轮手枪和大约80箱弹药也被查抄没收了。

     广州起义的计划已被满清当局获悉。朱淇的哥哥朱湘,是个举人且有公职,当得知弟弟参加了兴中会这种掉脑袋的活动,夜不能寐,深恐被株连,思前想后,就用朱淇的名义向官府告了密,试图将功折罪。

功败垂成

    清廷驻香港的密探也将三点会党羽集结的情况报告了两广总督谭钟麟;甚至这些人在香港采买军火的事,港英当局也用电报通知了谭钟麟。

    接二连三的情报相互印证,说明的确有人想“造反”,不由得谭钟麟不信,虽然他对医术精湛的孙中山竟然当了“匪首”深感意外,但还是采取了抓捕行动。

    广州起义功败垂成,陆皓东冒险返回总机关焚毁兴中会名册,不幸被捕,受尽钉插手足、铁锤凿齿等酷刑,但坚决不肯供出同党。“我可杀,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这种大无畏的气概让清吏都深为感佩。

    最终,陆皓东英勇不屈而死,成了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第一人。朱贵全、丘四、程奎光、程耀宸等也相继被处以极刑。

当孙中山致电杨衢云阻止“突击队”来广州时,就已让陈少白速返香港暂避,以免被清廷一网打尽。得知陆皓东被捕后,孙中山又令身边的同志迅速疏散,自己则与郑士良留下来隐藏武器,并亲自给各地写电报;在通知省城内各主要同志烧毁重要文书,清扫总机关后,才从容不迫地和郑士良离开。

影响评论

     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虽然没能成功,但却开革命党人武装推翻满清政府之先河。从此以后,革命党人就没有停止过战斗,直至专制打倒,共和缔造。

     郑士良后来回忆说:“我真的非常佩服孙先生的气概、见识和度量。至于他的胆量,一直到(广州起义)失败当时的举动,我才知道。”


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是中国同盟会辛亥年在广州发起的一场起义,又称“辛亥广州起义”、“三·二九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2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潘达微并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而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具体过程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参加会议的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会议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他们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500(后增至800)组成“先锋”(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同盟会接受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起义发动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筹款购械、组织联络都有专人负责。为了更好地领导起义,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下设调度处、储备课、交通课、秘书课、编辑课、出纳课、总务课、调查课,具体领导这次起义,并陆续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作为办事和储藏军械的地点。革命党决心把这次起义组织好。

    统筹部成立后,各课分别派人进入广州开始活动。4月8日,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统筹部决定发难日期定在4月13日,分10路进攻,黄兴为总司令,赵声为副。“先锋”之外,加设放火委员,预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

    但是,就在统筹部开会这一天,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刺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广州戒严。加上美洲的款项和由日本购买的军械也未到,因此,发难日期不得不推迟。

    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指挥部。当时,广州革命党人已决定于26日(三月二十八日)举义。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而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又有5月3日(四月初五)即将退伍的消息,这就使起义陷于既不能速发,又不能拖延的困难境地。黄兴等人临时决定起义延缓一日,定在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新军和防营入城;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但胡毅生、陈炯明等认为清军已有防范,提议改期。姚雨平反对改期,但要求发枪500枝以上。黄兴在喻培伦、林文(时爽)等人激励下,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按期发难。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先锋”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黄兴连开三枪,揭开了黄花岗起义的序幕,吹响海螺,直扑督署。另有一路于吴公馆出发,目标是阻止城北龙王庙的防营部队到督署增援。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找不到张鸣歧,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然后冲杀出来,正碰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被敌人一枪击中,当场牺牲。刘元栋、林尹发等5人也相继中弹。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便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40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接应防营。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与吴公馆的志士会合,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奋勇当先,投掷炸弹。战至半夜,终因众寡不敌,全身多处受伤,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敌射击。后因敌放火,他们才被迫突围,喻培伦被俘遇害。

    往小北门的一路也很快遭遇清军。经过一夜作战,打死打伤敌人多名。最后,张鸣岐放火烧街,徐维扬率部突围,经小北门逃到城外,回城救援时被捕。

    黄兴所率一部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行合的巡防营相遇。温部为入城方便,没有缠带白巾,方声洞见无记号,便开枪射击,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还击,方声洞牺牲。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4月30日回到香港。

    这次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外,其余各路均未行动。新军子弹被收,没有作战能力;胡毅生、陈炯明事先逃出了广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难,未能及时领到枪械,起义爆发后藏匿不出。这样,起义成为黄兴一路的孤军作战。  

历史影响

    黄花岗起义是近代史上一次具有较全面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虽然失败了,但其伟大历史意义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黄花岗起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民主革命精神的进一步高涨,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事业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传播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并且推动了亚洲的民主革命运动。

    虽然黄花岗起义失败了,但无论如何,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用生命和鲜血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却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世界,从而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

    起义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清朝统治,为后来武昌起义一举成功准备了条件。


二、联络会党举义

例如

湘赣边的萍浏醴起义

    萍浏醴起义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同盟会影响下的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湖南发生水灾,官僚豪绅乘机哄抬米价,饥民载道。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同盟会会员刘道一等从日本回到湖南联络会党,宣传同盟会纲领,确定了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三处同时发动起义,萍乡方面以安源煤矿矿工数千人为主力。

    12月初起义爆发,各路起义军遍布附近几县,在几天内占领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市镇,推举会党首领龚春台为起义军都督,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以同盟会的政纲为号召。起义军声势浩大,屡败清军。清政府调集湘、鄂、赣及江宁(今南京)数万军队镇压,起义军失败,刘道一等死难。

历史评价

     


    

    萍浏醴起义明显地反映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但是,在组织上还没有脱离旧式会党起义的弱点,仓卒举事,各股蜂起,号令不一,事前缺乏严密计划,起事后又没有迅速出击的战斗方案。清政府急忙调集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省军队5万多人四面围剿。起义军仅凭从地方团防局夺来的两三千支枪,和清军奋战近日,交战20余次,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刘道一、蔡绍南、肖克昌、廖叔保等首领数十人牺牲;龚春台辗转逃往长沙;数千群众被杀。

历史意义

    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是太平天国以后中国南方爆发的一次范围最大的反清革命斗争。清政府借此在长江中下游大兴党狱,大肆杀害会党首领和革命党人,长江中、下游的革命活动遭到严重挫折。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震动中外,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因而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次重大预演。起义将士所表现出来的慷慨赴难、英勇顽强、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极大地振奋了广大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从而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


广西镇南关,钦、廉、上思起义


    钦廉上思起义是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同盟会在广东钦州、廉州(今均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西上思地区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这也是同盟会发动的第七次起义。由于1908年是戊申年,战场在马笃山附近,所以钦廉上思起义又称“戊申马笃山之役”。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的请求将孙中山逐出安南。孙中山临行前命同盟会负责人之一胡汉民驻守河内机关部,指示黄兴再入钦廉发动起义。黄兴接到命令后,从法国商人那里买到数十支匣子枪,又得到香港革命党人冯自由等运到的一批枪械的接济,于是便组织在安南旅居的华侨约200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自任“总司令”,于1908年3月27日从越南芒街出发,向钦州进发。沿途张贴告示,乡民燃放爆竹相迎。钦州的清军没抵抗多久就溃不成军,义军一路凯歌高进。

    29日下午义军直捣小峰,遇到清军郭人漳部600余人的依山阻击,黄兴佯败,采取以退为进的战术,引诱清军离山上阵地,分三路猛攻,然后分兵三路包抄,将清军一举击溃,打死数十人,伤者逾百人。30日,起义军又打败清军一个营。起义军凭借昂扬的斗志和顽强的精神,在战场上连连取得胜利。31日,义军又在大桥击溃清军两个营。4月2日,义军占据马笃山,清军管带龙炳堂率兵三营试图来攻。义军居高临下,顽强奋战;黄兴身当前敌,亲自发枪将龙炳堂击落马下,敌三营尽溃。义军自起义与清军计接仗四次,全部获胜,共缴获快枪400余杆,弹药无数。一时间,起义军名声大振,方圆百里以内,一提到黄兴起义军的名号,清军无不闻风丧胆,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在这之后,黄兴乘胜取道那楼、大录诸地,准备向桂边进攻,每次都顺利得手,革命队伍也由最初的200多人增加到600多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

    管辖钦州、廉州地方的龚心湛率领郭人漳部5000多人对革命军进行堵截追击,尾追不舍。面对比自己多出好几倍兵力的敌人,黄兴并没惊慌,他在沉着冷静地分析敌人的兵力部署之后,抓住战机,派一小队英勇的士兵趁着黑夜敌人守卫麻痹时,向敌人的驻营投掷炸弹,引起大面积的混乱,郭人漳的部队早就听说革命军神勇非凡,心里本来就有些发虚,这一乱起来,就越发没了主张,5000多人的军队自己吓唬自己,没有打仗先退缩三分,根本与革命军没有正面交手就自己撤退了。此后,黄兴率领义军纵横于钦、廉、上思一带,在当地群众的支持和会党的帮助下,坚持战斗40余日,数千清军疲于弃命,令钦廉道龚心湛“闻风而栗”,频向粤督告急。在同盟会领导的各次起义中,这次起义是战绩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孙中山赞扬黄兴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此大著。”但是,由于革命军孤军深入,长期转战,没有根据地为依托,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和险恶的环境下,义军要想坚持下来是很困难的。同时黄兴亦也还没有接受防城起义的受骗的教训,仍把接济弹药的希望寄托在郭人漳身上。然而郭则再次违背原已答应的“接济弹药相机反正之约”,且疯狂地向义军进攻。结果终因补给十分缺乏,军心涣散,黄兴被迫下令队伍解散,一部分退回乡南,大部分退入十万大山。至此,坚持时间最长,战绩最好的钦廉上思起义失败。

   虽然这次起义最终还是失败了,没有在全国掀起革命运动的高潮,但它也又一次打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给国民在精神上又一次以深深的震撼,在中国近代史上,正是这一次又一次的起义、革命,用失败的教训、用血的警示来唤醒国民那麻木的灵魂。去迎接真正自由、民主、独立的曙光。


云南河口起义等。

    云南河口起义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年)4月,孙中山派黄明堂、关仁甫、王和顺等人将在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失败后撤出的革命军100多人。秘密移至云南边境,会合河口一带会党、游勇,伺机举事。30日,黄明堂率军与清军起义部队配合,攻占河口,全歼清河口副督办委员王镇邦部。接着,起义军分兵北上,连克新街、南溪,直逼曼耗、个旧、蒙自。5月5日,孙中山派黄兴为云南国民军司令,赴前线督师。清云贵总督锡良调兵镇压,广西提督龙济光也率军前往协助。由于起义军内部有矛盾,步调不一,加上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在与清军相持20余日后,败退。26日,清军攻陷河口。黄明堂率军600余人退入越南,被法国殖民军缴械,强行遣散。

这些起义的具体领导人,大都是刚入同盟会的会党首领。起义军的基本队伍是会党分子。他们虽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品流复杂。力蛩分散;胜则“嚣悍难制”,败则“徒滋扰乱”;较难指挥。

三、运动新军倒戈

例如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是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在中国武昌发生的一场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兵变,也是辛亥革命的开端。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以文学社和共进会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辛亥革命。武汉辛亥革命军政府旧址现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起义经过 

前夕策动

   

    清朝廷为扑灭四川的人民起义,派出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革命党人决定在武昌发动起义。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并决定请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鄂作起义指挥,主持大计。

    1911年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各标营党人代表均参加,通过“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军事总指挥为蒋翊武,参谋长为孙武,总理为刘公。

    南湖炮队党人暴动未果。炮队事件后,清湖北当局下令收缴新军部队子弹,同时增强市面军警力量,盘查甚严。当局召集官长会议,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八月十五日不放假。

    1911年9月28日,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10月6日起义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再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指挥部决定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

临时决定

    1911年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秘密泄露。并拘捕刘同等6人,随即引渡湖北当局。

    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情急之下,革命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911年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

星夜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

    1911年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

   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1911年10月10日深夜,正在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学习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同盟会员),第一时间得知起义发生的情况,立即将同寝室的李济深等同学组织起来,潜出校外,将清军南下的唯一大动脉漕河铁桥炸毁。漕河铁桥被炸,清军南下镇压起义运动的行程被耽搁,这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湖北武昌起义军接下来的军事行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为革命党人在全国范围内举事赢得了充裕的时间。

武汉光复

    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911年10月11日夜、1911年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

然各省新军,原系晚清王朝的地方武装,它的上层多是封建军阀官僚,虽附和起义,但三心二意;它的下层,会党势力雄厚。新军士兵有反清要求,于三民主义并无稳定信仰。革命党入之于新军,没有形成核心和根基,类似水上浮萍。当裒世凯得到列强支持,挟北洋六镇兵力对革命派进行战争恐吓时,新军“兵随将叛”,俯首附衰,革命党力量虚弱,被迫妥协让步。孙中山晚年检讨了过去忽视民众和“单靠兵力”的缺点,开始认识到“兵力要和民力结合”,没有人民,“单靠兵力。亦不足恃”,“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他总结辛亥以来历次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认识到革命党必须直接掌握军队。为此,他派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军事,借鉴苏俄建军经验,创办黄埔军校,以培养新型军官。他重视了军队的政治工作,聘请苏俄顾同和中共党员做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提出要用“革命主义”陶冶官兵以建立忠于国民革命的“党军”。孙先生晚年这些思想和举措,表明他在建军问题上已同旧式建军思想划清了界限,因而也高出了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