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的含义


                   

所谓“教化”,本义是上施下效,长善救失,使有改变。“教”指文教,是指使人向善的方向转变,所以《国语·周语》说:“教,文之施也。”“化”的本义是悄然改变,所以有人说“在阳称变,在阴称化”,上有所教,下有所行,便可以称为“化”,所以《说文》说道:“化,教行也。”儒家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因而十分重视作为社会最基本“细胞”的人。儒家主张对人的教化,自然是希望教行迁善,人人向善,最终达到社会的“至善”。

毫无疑问,人自出生之始,作为一种生命存在,人便已经为“人”,就开始享受做“人”的权力。然而,如果将“人”的属性分为自然性与社会性两个方面,那么,人生之初,更多的还是自然性的一面,而要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社会的人,还需要逐渐认识社会、了解人生、积累知识、充实涵养,这是一个使人具备社会性的过程,自然也是一个教化的过程。人要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就不能只考虑自身的自然性,不能仅仅停留在自己是一个自然人的层面上,更要兼顾社会,考虑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


教化天下,关键在于教化人心,而人心教化,其对象或重点应在青少年,这便是儒家适时而教的思想。那时,人们十分清楚这样的道理:“少成若天性,习惯之为常”;“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教育的最佳时机是青少年世界观、价值观正在形成的时期,如果错过了这样的最佳时机,将会事倍功半。

社会人心的教化方式有多种,但教化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使得人们知修身、敢担当、讲仁爱、重和谐。至迟到周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教化传统,周代的司徒之官,便负责掌管“邦教”,《礼记·王制》说:“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所谓六礼,是指冠、昏、丧、祭、乡、相见,司徒用这些礼仪来截至人民的情性。所谓七教,是指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关注的体察并认真处理好这些方面的社会关系,一次来提高人们的德行;所谓八政,是指饮食、衣服、技艺、器物品类、长度单位、容量单位、计数方法、物品规格等方面的制度和规定,用来防止淫邪现象的出现。另外,还采取种种措施加强对民众的教化,例如:“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如此等等,都是社会人心教化的具体内容。


在周代,《诗》、《书》、《礼》、《乐》本来就是社会教化的工具,据《礼记·王制》,那时期培养人才有所谓“造士”的说法。在作为教化之官的司徒之下有“乐正”,“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这里所说的“四术”、“四教”都是指的《诗》、《书》、《礼》、《乐》。到孔子之时,他“作《春秋》、“赞《易》”,于是,在孔子的心目中,《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作为“载道”之书,便成为“邦国之教”的最佳工具。


关于世道人心的教化,儒家有一套完整的理论,说起来,儒家教化学说“博大精深”,然而,就像孔子所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事实上,儒家的教化学说又距离人们很近。儒家追求社会的“至善”,要求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做起,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要自觉修身。此即《大学》中所说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人之为人,“亲亲为大”,人必须懂得孝悌之道,孔子说:“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只有这样,才能推己及人,做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做到“泛爱众”。

儒家特别强调为政在位者在社会人心教化中的作用,认为教化之要在于身教。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很显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君为“民之表”应当先“立仁”于己,老百姓往往更重视君上“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君子可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民”。孔子曾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是说君上要随顺民众,应知民之性,达民之情,这与人们曾经长期误解的所谓“愚民”没有任何关系。

儒家强调教化,但决不是不要法制,恰恰相反,儒家认为社会人心的教化必须有法制的保障。不难理解,教化功能具有“硬”与“软”的两面性,敦风化俗,人心教化,往往能够显示出强大的力量,但有时候,教化也会表现出它的一定的局限性,这时候,法制的功能便显现出来。孔子认为,三代时期的“圣人之治”都是“刑政相参”的,如有“邪民”不“从化”,就需要“待之以刑”。在孔子看来,“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是政治的最高境界,其次则是“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如果“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刑罚就派上了用场。在这里,刑之用乃以德为前提,刑只适用于愚顽不化、不守法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