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动力机制

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动力机制 

古代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动力机制 :

               第一个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第二个机制是开放进取与封闭保守的对立与统一;

              第三个机制是文化精英的思想的提炼与志士仁人的践行。 


关于长城的两个传说:第一个是秦始皇修长城的传说;

                    还有一个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 

修筑万里长城——保护农耕文明

万里长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

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是一个民族融合的象征,也是民族精神勃发的一个象征。 

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贡献:民族精神的“复壮剂”。


清王朝的贡献:

   最终解决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现代中国疆域的基本确定,以满、汉、蒙、回、藏为主体的民族共同体最终形成。


第二个机制是开放进取与封闭保守的对立与统一 

鲁迅先生曾说“国民精神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

进行突破地理的隔绝 :

             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国开辟了丝绸之路。 

             玄奘西天取经。(《西游记》的由来)。 

             郑和下西洋。 

长城与丝路是中国文化的固守与外拓。

外来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等都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佛教是东汉时代传到中国来的。洛阳的白马寺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抗议。宗教史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杜牧

敦煌的莫高窟;甘肃的麦积山; 

大同的云冈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 

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冲突 :

            第一个出家修行与伦理道德冲突;

            第二沙门不敬王者与政治冲突。

“三武灭佛”: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帝

“中国化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


第三个机制是文化精英的思想的提炼与志士仁人的践行。 

大传统——精英文化

小传统——民间文化

鲁迅先生曾经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饰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精神的力量——理性

人格的力量——感性

《周易》有一句话叫“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我们有学者把它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最根本的精神。《周易》所表达的思想有两种,叫变易和不易。变易是易的思想,不易也是易的思想。实际上它表明常与变的关系。 

古代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是一种兼收并蓄的 和而不同的;是海纳百川的 是有容乃大的。那么如果是从纵向来看,是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从横向看是多元文化的交替与整合,这个多元文化既是中华民族各个民族文化的交汇整合,也是中华民族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和整合,这就是我们对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一种探索。 


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

                  兼收并蓄,和而不同;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从纵向看);

                  多元文化的交汇与整合(从横向看)。


张骞出使西域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二年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简介

汉朝的中外交流

张骞出使西域本为贯彻汉武帝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之战略意图,但出使西域后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恐怕是汉武帝所始料不及的。因而,张骞出使西域这一历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西域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是和张骞的名字分不开的。

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罗马帝国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至地中海沿岸一带。

地理位置

西域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百姓大都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西汉初年,有“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鄯善,在罗布泊附近)、菇羌、且末、于阗(今和田)、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后分前、后车师,在今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它们面积不大,多数是沙漠绿洲,也有山谷或盆地。

人口

人口不多,一般两三万人,最大的龟兹是八万人,小的只有一两千人。

生产

居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除生产谷物以外,有的地方如且末又盛产葡萄等水果和最好的饲草苜蓿。畜牧业有驴、马、骆驼。此外,还有玉石、铜、铁等矿产,有的地方居民已懂得用铜铁铸造兵器。天山南北各国,虽然很小,但大都有城郭。各国国王以下设有官职和占人口比重很大的军队。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匈奴贵族势力伸展到西域,在焉耆等国设有幢仆都尉,向各国征收繁重的赋税,“赋税诸国,取畜给焉”,对这些小国进行奴役和剥削。

原因

当时,正在伊犁河流域游牧的大月氏,是一个著名的“行国”,40万人。他们曾居住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被匈奴一再打败后,刚迁到这里不久,并且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不愿意再次打仗了。匈奴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因此,大月氏与匈奴是“世敌”。所以,张骞出使西域并没有完成本身任务。

汉朝日趋强盛后,计划积极地消除匈奴贵族对北方的威胁。武帝听到有关大月氏的传言,就想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关系,又考虑西行的必经道路——河西走廊还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于是公开征募能担当出使重任的人才。

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郎”,是皇帝的侍从官,没有固定职务,又随时可能被选授重任。

张骞简介

张骞,汉中城固人,因开拓了“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他是一个意志力极强、办事灵活而又胸怀坦荡、善于待人处事的人。他出使中途即被匈奴截留下来,在匈奴生活十多年,始终保持着汉朝的特使符节,匈奴单于叫他娶当地人作妻,已经生了儿子,也没有动摇他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决心。他住在匈奴的西境,等候机会。

张骞终于找到机会率领部属逃离了匈奴。他们向西急行几十天,越过葱岭,到了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由大宛介绍,又通过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张骞这才找到了大月氏。十多年来,大月氏这个“行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伊犁河畔受到乌孙的攻击,又一次向西远徙。乌孙,63万人,也是个“行国”,曾在敦煌一带游牧,受过大月氏的攻击。后来匈奴支持乌孙远袭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迁到阿姆河畔,而乌孙却在伊犁河留住下来。自从大月氏到了阿姆河,不仅用武力臣服了大夏,还由于这里土地肥沃,逐渐由游牧生活,改向农业定居,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

张骞出使时带着100多人,历经13年后,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回来。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对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张骞回来以后,向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之后,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积极进行武帝时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着重介绍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矛盾的具体情况,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同时,张骞也着重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

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到汉朝后,拜为大行令,第二年死去。他死后,汉同西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孙王以良马千匹为聘礼向汉求和亲,武帝把江都公主细君嫁给乌孙王。细君死后,汉又以楚王戊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解忧的侍者冯镣深知诗文事理,做为公主使者常持汉节行赏赐于诸国,深得尊敬和信任,被称为冯夫人。由于她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汉同乌孙的关系。神爵三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先贤掸率人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这是汉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

匈奴奴隶主对西域各族人民的剥削、压迫是极其残酷的。西汉的封建制度,较之匈奴的奴隶制度要先进得多。因此,新疆境内的各族人民都希望摆脱匈奴贵族的压迫,接受西汉的统治。西汉政府在那里设置常驻的官员,派去士卒屯田,并设校尉统领,保护屯田,使汉族人民同新疆各族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了。

出使经历

“闻道寻源使,从此天路回。牵猪去几许?宛马至今来。……”这是唐代诗人杜甫,安史之乱中避难秦州(今甘肃天水)时,写下的一首诗。诗中所歌颂的“寻源使”,就是西汉的张骞。在中国历史上,张骞通西域的故事,早巳家喻户晓,并带上了某些神话色彩。民间传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开通西域,曾到了“西天”的黄河源头,会见牛郎和织女,带回了天马。时逢 战乱,国社动荡,人民流离,忧国忧民的诗人站在中西古道上,不禁想起这位“凿空”西域,远播国威,造福后世的名臣。

时势英雄 得展宏图

张骞,西汉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生年及早期经历不详。汉武帝刘彻即位时,张骞已在朝廷担任名为“郎”的侍从官。据史书记载,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即具有坚韧不拔、心胸开阔,并能以信义待人的优良品质。这正是张骞之所以能战胜各种难以想像的危难,获取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如同历史上一切伟大人物一样,要演导出威武雄壮的戏剧,还得具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舞台。这就是平常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西汉建国时,北方即面临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个民族,最初以“獯鬻”、“猃狁”、“俨狁”、“荤粥”、“恭奴”等名称见于典籍,后统称为“匈奴”,春秋战国以后,匈奴跨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各部分别形成奴隶制小国,其国王称“单于”。楚汉战争时期,冒顿单于乘机扩张势力,相继征服周围的部落,灭东胡、破月氏,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建立起统一的奴隶主政权和强大的军事机器。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率领强悍的骑兵,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居民。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冬,冒顿单于率骑兵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刘邦亲领三十二万大军迎战,企图一举击溃匈奴主力。结果,刘邦反被冒顿围困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七日不得食,只得采用陈平的“奇计”,暗中遣人纳贿于冒顿的阏氏夫人,始得解围。从此,刘邦再不敢用兵于北方。后来的惠帝、吕后,和文景二帝,考虑到物力、财力的不足,对匈奴也都只好采取“和亲”、馈赠及消极防御的政策。但匈奴贵族,仍寇边不已。文帝时代,匈奴骑兵甚至深入甘泉,进逼长安,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全。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伟人。建元元年(前140年)即位时,年仅十六岁。此时,汉王朝已建立六十余年,历经汉初几代皇帝,奉行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特别是“文景之治”,政治的统一和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进入了繁荣时代,国力已相当充沛。据史书记载,政府方面,是“鄙都庾廪尽满,而府库余财”,甚至“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在民间,是“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以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与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汉武帝正是凭借这种雄厚的物力财力,及时地把反击匈奴的侵扰,从根本上解除来自北方威胁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日程。也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使一代英才俊杰,得以施展宏图,建功立业。

汉武帝即位不久,从来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敦煌、祁连一带曾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中国古书上称“禺氏”。秦汉之际,月氏的势力强大起来,攻占邻国乌孙的土地,同匈奴发生冲突。汉初,多次为匈奴冒顿单于所败,国势日衰。至老上单于时,被匈奴彻底征服。老上单于杀掉月氏国王,还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拿去做成酒器。月氏人经过这次国难以后,被迫西迁。在现今新疆西北伊犁一带,赶走原来的“塞人”,重新建立了国家。但他们不忘故土,时刻准备对匈奴复仇,并很想有人相助,共击匈奴。汉武帝根据这一情况,遂决定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于是下令选拔人才,出使西域。汉代的所谓“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讲,包括今天中国新疆天山南北及葱岭(即帕米尔)以西的中亚、西亚、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甚至达东欧、南欧。狭义地讲,则仅指敦煌、祁连以西,葱岭以东,天山南北,即今天的新疆地区。天山北路,是天然的优良的牧场,当时已为匈奴所有,属匈奴右部,归右贤王和右将军管辖。西北部伊犁河一带原住着一支“塞人”,后被迁来的月氏人所驱逐。而大月氏后又为乌孙赶走。

天山南麓,因北阻天山,南障昆仑,气候特别干燥,仅少数水草地宜于种植,缺少牧场,汉初形成三十六国,多以农业为生,兼营牧畜,有城廓庐舍,故称“城廓诸国”。从其地理分布来看,由甘肃出玉门、阳关南行,傍昆仑山北麓向西,经且未(今且未县)、于阗(今于田县),至莎车(今莎车县),为南道诸国。出玉门、阳关后北行,由姑师(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经焉耆(今焉耆县)、轮台(今轮台县)、龟兹(今库车县),至疏勒,为北道诸国。南北道之间,横亘着一望无际的塔里木沙漠。这些国家包括氐、羌、突厥、匈奴、塞人等各种民族,人口总计约三十余万。张骞通西域前,天山南路诸国也已被匈奴所征服,并设“僮仆都尉”,常驻焉耆,往来诸国征收粮食、羊马。南路诸国实际已成匈奴侵略势力的一个重要补给线;三十多万各族人民遭受着匈奴贵族的压迫和剥削。

葱岭以西,当时有大宛、乌孙、大月氏、康居、大夏诸国。由于距匈奴较远,尚未直接沦为匈奴的属国。但在张骞出使之前,东方的汉朝和西方的罗马对它们都还没有什么影响。故匈奴成了唯一有影响的强大力量,它们或多或少也间接地受制于匈奴。

从整个形势来看,联合大月氏,沟通西域,在葱岭东西打破匈奴的控制局面,建立起汉朝的威信和影响,确实是孤立和削弱匈奴,配合军事行动,最后彻底战胜匈奴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步骤。

当汉武帝下达诏令后,满怀抱负的年轻的张骞,挺身应募,毅然挑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勇敢地走上了征途。

凿空西域 影响深远

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一个归顺的“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自愿充当张骞的向导和翻译。他们西行进入河西走廊。这一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控制。正当张骞一行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不幸碰上匈奴的骑兵队,全部被抓获。匈奴的右部诸王将立即把张骞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见当时的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 军臣单于得知张骞欲出使月氏后,对张骞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这就是说,站在匈奴人的立场,无论如何也不容许汉使通过匈奴人地区,去出使月氏。就像汉朝不会让匈奴使者穿过汉区,到南方的越国去一样。张骞一行被扣留和软禁起来。

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但均未达到目的。他“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即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所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没有动摇为汉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决心。张骞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

至元光六年(前129年),敌人的监视渐渐有所松弛。一天,张骞趁匈奴人的不备,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王庭。

这种逃亡是十分危险和艰难的。幸运的是,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他们穿上胡服,很难被匈奴人查获。因而他们较顺利地穿过了匈奴人的控制区。

但在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月氏的敌国乌孙,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又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张骞大概了解到这一情况。他们经车师后没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进发,而是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路上经过了数十日的跋涉。

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大戈壁滩上,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高如屋脊,冰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加之匆匆出逃,物资准备又不足。张骞一行,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干粮吃尽了,就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杀禽兽聊以充饥。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毙途中,或葬身黄沙、冰窟,献出了生命。

张骞到大宛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今后如能返回汉朝,一定奏明汉皇,送他很多财物,重重酬谢。大宛王本来早就风闻东方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碍,未能实现。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他动心。于是满口答应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康居王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

不料,这时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物产串富,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外敌寇扰的危险已大大减少,改变了态度。当张骞向他们提出建议时,他们已无意向匈奴复仇了。加之,他们又以为汉朝离月氏太远,如果联合攻击匈奴,遇到危险恐难以相助。张骞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终未能说服月氏人与汉朝联盟,夹击匈奴。

归途中,张骞为避开匈奴控制区,改变了行军路线。计划通过青海羌人地区,以免匈奴人的阻留。于是重越葱岭后,他们不走来时沿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北道”,而改行沿塔里木盆地南部,循昆仑山北麓的“南道”。从莎车,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进入羌人地区。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沦为匈奴的附庸,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前126年)初,军臣单于死了,其弟左谷蠡王自立为单于,进攻军臣单于的太子于单。于单失败逃汉。张骞便趁匈奴内乱之机,带着自己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逃回长安。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出发,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归汉,共历十三年。出发时是一百多人,回来时仅剩下张骞和堂邑父子二人。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高昂!

张骞这次远征,仅就预定出使西域的任务而论,是没有完成。因为他未能达到同大月氏建立联盟,以夹攻匈奴的目的。如从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而言,无疑是很大的成功。自春秋以来,戎狄杂居泾渭之北。至秦始皇北却戎狄,筑长城,以护中原,但其西界不过临洮,玉门之外的广阔的西域,尚为中国政治文化势力所未及。张骞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东西。自此,不仅现今中国新疆一带同内地的联系日益加强,而且中国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来。后人正是沿着张骞的足迹,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张骞的“凿空”之功,是应充分肯定的。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既是一次极为艰险的外交旅行,同时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学考察。张骞第一次对广阔的西域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仅亲自访问了位处新疆的各小国和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诸国,而且从这些地方又初步了解到乌孙(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里海、咸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条支(又称大食,今伊拉克一带)、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国的许多情况。回长安后,张骞将其见闻,向汉武帝作了详细报告,对葱岭东西、中亚、西亚,以至安息、印度诸国的位置、特产、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说明。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为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中保存下来。这是中国和世界上对于这些地区第一次最翔实可靠的记载。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区和国家的古地理和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特封张骞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为“奉使君”,以表彰他们的功绩。

探索新路 开发西南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所获得的关于中原外部世界的丰富知识,在以后西汉王朝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对匈奴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此以前,汉代的君臣还根本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张骞在大夏(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时,忽然看到了四川的土产,邛竹杖和蜀布。他感到十分诧异,追问它们的来源。大夏人告诉他,是大夏的商人从身毒买来的。而身毒国位于大夏的东南方。回国后,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推断,大夏位居中国的西南,距长安一万二千里,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从身毒到长安的距离不会比大夏到长安的距离远。而四川在长安西南,身毒有蜀的产物,这证明身毒离蜀不会太远。据此,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开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张骞的推断,从大的方位来看是正确的,但距离远近的估计则与实际情况不合。当然,在近二千年前张骞达到这样的认识水平,是难能可贵的。汉武帝基于沟通同大宛、康居、月氏、印度和安息的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彻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并命张骞去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亲自主持其事。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世纪,中国西南部,包括四川西南,青海南部、西藏自治区东部,云南和贵州等地,为众多的少数民族所聚居,统称为“西南夷”。战国末年楚将军庄乔入滇立国,但不久即重新阻隔。汉武帝初年,曾先后遣唐蒙、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置犍为郡,并使邛都。(今西昌一带)、榨(今汉源一带)、冉琥(今茂县)诸部内附。后因全力对付匈奴,停止了对西南的经营。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同中原王朝基本上仍处于隔绝状态。通道西南当时是十分艰难的。

元狩元年(前122年),张骞派出四支探索队伍,分别从四川的成都和宜宾出发,向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前进。最后的目的地都是身毒。四路使者各行约一、二千里,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昆明(云南大理一带)少数民族地区,未能继续前进,先后返回。

张骞所领导的由西南探辟新路线的活动,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对西南的开发是有很大贡献的。张骞派出的使者,已深入到当年庄硚所建的滇国。滇国又名滇越,因遇有战事将士们坐在大象上作战,故又叫“乘象国”。使臣们了解到,在此以前,蜀的商人已经常带着货物去滇越贸易。同时还知道住在昆明一带的少数民族“无君长”,“善寇盗”。正是由于昆明人的.坚决阻挠,使得汉朝的使臣不得不停止前进。在此以前,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对汉朝的情况几乎都不了解。难怪汉使者会见滇王时,滇王竟然好奇地问:“汉朝同我们滇国比较,是哪一国大呢?”使者到夜郎时,夜郎侯同样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就成为后世“夜郎自大”典故的由来。通过汉使者的解释和介绍,他们才了解到汉朝的强大。汉王朝从此也更注意加强同滇国、夜郎及其它部落的联系。至元鼎元年(前111年),汉王朝正式设置胖柯、越侥、沈黎、汶山、武都等五郡,以后又置益州、交趾等郡,基本上完成了对西南地区的开拓。

抗击匈奴 从军封侯

在张骞通使西域返回长安后,汉朝抗击匈奴侵扰的战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探险西南的前一年,张骞曾直接参加了对匈奴的战争。元朔六年(前123年)二月和四月,大将军卫青,两次出兵进攻匈奴。汉武帝命张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出击漠北。当时,汉朝军队行进于千里塞外,在茫茫黄沙和无际草原中,给养相当困难。张骞发挥他熟悉匈奴军队特点,具有沙漠行军经验和丰富地理知识的优势,为汉朝军队作向导,指点行军路线和扎营布阵的方案。由于他“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事后论功行赏,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认为,“博望”是“取其能广博瞻望。”这是汉武帝对张骞博闻多见,才广识远的恰当肯定。

元狩二年(前121年),张骞又奉命与“飞将军”李广,率军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地区),进击匈奴。李广率四千骑作先头部队,张骞将万骑殿后。结果李广孤军冒进,陷入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兵的重围。李广率领部下苦战一昼夜,张骞兼程赶到,匈奴始解围而去。此战虽杀伤众多敌人,但李广所率士兵大部分牺牲,张骞的部队亦因过分疲劳,未能追击。朝廷论罪,李广功过两抵,张骞却以“后期”罪贬为庶人。从此,张骞离开了军队生活。但张骞所开始的事业并未结束。不久,他又第二次踏上了通使西域的征途。

深远影响

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细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再次畅通无阻。这条通道,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的交流。由于中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大。


玄奘西天取经

内容简介

《玄奘西天取经(汉英对照版)》依据有关历史记载,讲述唐代高僧玄奘远赴西天(印度)取经的故事。在近1400年前,这位中国僧人不畏艰险,跋涉数万公里,历时17年,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文化之旅。他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并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他游历新疆、中亚、印度一带的真实故事,别具魅力。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是指明成祖命太监郑和率领200多艘海船、2.7万多人七次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包括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美洲和新西兰。加深了明王朝和南海(今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

郑和的航行之举远远超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航海家,如麦哲伦、哥伦布、达伽玛等人,堪称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也是唯一的东方人。他更早迪亚士57年远赴非洲。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多个国家航海世界多几十年,是中国明朝强盛的直接表现。

条件前提

1.中国唐宋元朝以来发达的造船技术;

2.罗盘,火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

3.永乐帝朱棣宣扬大国国威,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

4.中国的元朝的远洋贸易传统,元朝时中国的远洋贸易非常发达,拥有当时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几个港口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大量的民船和商船,为后来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础。

5.明朝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能够调动力量办大事,能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军事力量保障;

6.郑和船队上的海员、明朝军队士兵、翻译官等人的共同努力。

郑和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航海家。英国前海军军官、海洋历史学家孟席斯(Gavin Menzies)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 ,认为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大洋洲等地。1405年之后的28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在世界航海史上,他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600年前,从1405年开始,在28年间,郑和率领中国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访各国。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的李约瑟博士估计,1420年间中国明朝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今天的西方学者专家们也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

⒈宣扬明朝国威(政治目的);

⒉扩展朝贡贸易(经济目的);

⒊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⒋出海目的是为迎佛牙

⒌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

皇位继承方面

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名,最后攻下国都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烧皇宫,不知所终。朱棣继位称帝,改元永乐,但对于建文帝的失踪以及遗臣逃散各地可能仍有挂怀。明朝历史文献里,留有一些建文帝可能没有被烧死,而逃亡海外之传言,甚至有说出家于二十年后,返北京之故事。所以,有人认为永乐帝派郑和下西洋之一主因为追寻建文帝。此种说法不一定成立,因为郑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么浩浩荡荡,建文帝若亡命海外,当闻风而躲藏起来,大规模下西洋寻建文帝绝非有效之方法。而绝大多数学者已不相信此说。但历史小说常常为了戏剧化,尚强调此可能。

政治方面

永乐帝在位24年间,中国西北部的蒙古旧部继续对明朝产生危机,永乐帝还亲征几次,并在最后一次征途中去世。所以,有人认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是为安定海外,使永乐没有后顾之忧,以利明朝专注防御北方之乱。

但此说不可能成立,因为当时海外诸国武力都不强,没有攻侵明朝海域之可能。

另有一说是,下西洋是为控制遗存在中南亚及印度北境之蒙古汗国。这也不可能,因在永乐年初,此国之可汗死亡,对明朝已没有威胁。

郑和七次下西洋,碰到三次战役,其一为帮助某一小国政权转换,一为某国想偷袭郑和船队,一为海盗集团,三者都是小战役(下篇会再详述)。有人依此视为郑和下西洋有当“国际警察“之作用。但这些只是顺途发生事件,不可能是主要动机或目的。郑和碑文有言“及海外邦、番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由是海清宁,番人仰赖者“,可证实此言。

外交方面

西洋各国对于郑和庞大百艘巨舶及数万兵士,浩浩荡荡迫临其海域,当然会有小巫见大巫,战战兢兢之感。所以“扬威跃武“作为永乐派郑和下西洋之主要目的之一是很可了解的,并被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

但若只为海外展示国力,对明成祖有何大利益呢?何需花费那么大的经费及军力呢?故“扬威跃武“不可能是永乐帝的“终极“目的。

因为下西洋七次中,郑和没有占领任何一个国家或城池。故近二十年来,常常有人倡言:郑和下西洋是“和平之旅“。但这是表面、肤浅、“自吹自擂“,“自己往脸上贴金“之说而已。想想西洋小国会认为这是“和平“之举吗?

其实,郑和的宝船每次都载了许多宝物,送给每一个访国之国王,做为“礼物“。并且许多国家也都派使者或皇帝本人,乘郑和宝船并带了其国之特产珍奇,返回明都进贡。这些外国使者来中国后,过些时间要郑和船送他们返国,并带回更多的“礼物“。所以永乐年间,海外朝贡国家由洪武帝年间之几国,增至30余国。其中满剌加(今马六甲)和浡泥(今北加里曼丹和文莱一带)两国与明朝的关系最为密切。永乐死后,下西洋事停止六、七年,以前朝贡国就不来了。宣帝初年,希望有外国来朝贡,才有第七次之行。

再者,这共28年间七下西洋,等于平均每四年一次,一次出使往返要两年,故约有一半年月,郑和船队络绎不绝之中国至西洋之间。为什么要如此频繁呢?

综观之,明初永乐之“外交“实是现代“金钱外交“之历史先例而已。

贸易方面

西洋诸国,对明朝出品之陶瓷、丝绸、钱币等等,都极喜爱,永乐年间确也利用郑和下西洋之官船,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在返程中,郑和官船亦购买或交换一些中国所缺之香料,染料,宝石,象皮,珍奇异兽等等。所以下西洋当然有某程度中外两方贸易作用。但若贸易是主要目的,何需建造宝船二、三百艘及每次派二、三万人(官兵)?古今所有商船都设法用最少的船员,空出最大的船上空间做为载物之用,以增加其利润。郑和船队与一船商船队是背道而驰的。故学界所习用“朝贡贸易“为郑和下西洋动机之说,是把“贸易“重要性过于夸大了。

文化方面

原为中国东南沿海区的妈祖海神,保佑船事之信仰对郑和下西洋人员是很重要的。因为访问西洋各国有七次之多,妈祖信仰也借助此航行,传播到南洋诸国。这是下西洋文化方面最值得提及的,也是影响至今的。但这些相互海事与宗教信仰之发展,是下西洋之成果而非其动机。

七下西洋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一四零五年)六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顺风南下,到达爪哇岛上的麻喏八歇国。爪哇古名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为南洋要冲,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商业发达。

当时,这个国家的东王、西王正在打内战。东王战败,其属地被西王的军队占领。郑和船队的人员上岸到集市上做生意,被占领军误认为是来援助东王的,被西王麻喏八歇王误杀,计一百七十人。郑和部下的军官纷纷请战,说将士的血不能白流,急于向麻喏八歇国进行宣战,给以报复。

“爪哇事件”发生后,西王十分惧怕,派使者谢罪,要赔偿六万两黄金以赎罪。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出师不利,而且又无辜损失了一百七十名将士,按常情必然会引发一场大规模战斗。然而,郑和身负永乐皇帝的秘密使命,怕一旦大开杀戒,沿路西洋各国恐惧明朝前来

侵略,之后又得知这是一场误杀,鉴于西王诚惶诚恐,请罪受罚,于是禀明皇朝,化干戈为玉帛,和平处理这一事件。明王朝决定放弃对麻喏八歇国的赔偿要求,西王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感动,两国从此和睦相处。

爪哇岛三宝垄纪念郑和六百周年活动组委会成员向记者谈及此事,都十分敬佩,说郑和对各国不论强弱亲疏,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即时两国发生冲突,仍能保持极大的克制,委曲求全,以理服人,表现出对邻国的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使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我们定居在这里也感到脸上有光,我们以郑和为骄傲。

印尼的学者认为,郑和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特混舰队。而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中,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战争仅有锡兰(今斯里兰卡)一次,而且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的防卫性作战。郑和在处理“爪哇事件”中,不但不动用武力,而且不要赔偿,充分体现了郑和是传播和平的使者,他传播的是“以和为贵”的中国传统礼仪,以及“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中华文明。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郑和回国后,立即进行第二次远航准备,主要是送外国使

节回国。这次出访所到国家有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渤尼(今文莱)、暹罗(今泰国)、真腊(今柬埔寨)、爪哇、满刺加、锡兰、柯枝、古里等。到锡兰时郑和船队向有关佛寺布施了金、银、丝绢、香油等。永乐七年二月初一(1409年2月15日),郑和、王景弘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现存科伦坡博物馆。郑和船队于永乐七年(1409年)夏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多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候显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艘,从太仓刘家港启航,敕使占城,宾童龙,真腊,暹罗,假里马丁,交阑山,爪哇,重迦罗,吉里闷地,古里,满剌加,彭亨,东西竺,龙牙迦邈,淡洋,苏门答剌,花面,龙涎屿,翠兰屿,阿鲁,锡兰,小葛兰,柯枝,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苏禄等国。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满剌加当时是暹罗属国,正使郑和奉帝命招敕,赐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为满剌加国,暹罗不敢扰。满剌加九洲山盛产沉香,黄熟香;太监郑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径八九尺,长八九丈的标本6株。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等到锡兰山寺布施,并建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此碑现存于科伦坡博物馆。郑和访问锡兰山国时,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被郑和觉察,离开锡兰山前往他国。回程时再次访问锡兰山国,亚烈苦奈儿诱骗郑和到国中,发兵五万围攻郑和船队,又伐木阻断郑和归路。郑和趁贼兵倾巢而出,国中空虚,带领随从二千官兵,取小道出其不意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献亚烈苦奈儿与永乐帝,朝臣齐奏诛杀,永乐帝怜悯亚烈苦奈儿无知,释放亚烈苦奈儿和妻子,给予衣食,命礼部商议,选其国人中贤者为王。选贤者邪把乃耶,遣使赍引,诰封为锡兰山国王,并遣返亚烈苦奈儿。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拜里米苏剌,率领妻子陪臣540多人来朝,朝廷赐海船回国守卫疆土。从此“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八月礼部、兵部议奏,对锡兰战役有功将士754人,按奇功,奇功次等,头功,头功次等,各有升职,并赏赐钞银,彩币锦布等。

21条航线:

航线

起点

昼夜

终点

1

太仓刘家港


福建长乐太安港

2

福建五虎门

10

占城国

3

占城

3

真腊国

4

占城

10

暹罗国

5

占城

10

交栏山

6

占城

20

爪哇国

7

满剌加

9

苏门答剌

8

满剌加

3

阿鲁

9

苏门答剌

1

龙涎屿

10

苏门答剌

12

锡兰山国

11

苏门答剌

20

榜葛剌国

12

龙涎屿

5

翠兰屿

13

锡兰山国

10

古里国

14

锡兰山国

7

溜洋国

15

锡兰山国

21

卜剌瓦国

16

古里国

10

忽鲁谟斯

17

古里国

20

剌撒国

18

古里国

22

阿丹国

19

古里国

20

佐法儿国

20

小葛兰国

20

木骨都束国

21

忽鲁谟斯国

4

天方国


第四次下西洋

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统军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兰丹,加异勒,勿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等国。郑和使团中包括官员868人,兵26800人,指挥93人,都指挥2人,书手140人,百户430人,户部郎中1人,阴阳官1人,教谕1人,舍人2人,医官医士180人,正使太监7人,监丞5人,少监10人,内官内使53人其中包括翻译官马欢,陕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挥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郑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赐占城王冠带。1413年郑和船队到苏门答剌,当时伪王苏干剌窃国,郑和奉帝命统率官兵追剿,生擒苏干剌送京伏诛。1413年郑和舰队在三宝垄停留一个月整休,郑和费信常在当地华人回教堂祈祷。郑和命哈芝黄达京掌管占婆华人回教徒。首次绕过阿拉伯半岛,航行东非麻林迪(肯尼亚),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榜葛剌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五年五月十日(1417年6月)总兵太监郑和,在泉州回教先贤墓行香,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里、卜剌哇、苏门答剌、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各国使者及旧港宣慰使归国。随行有僧人慧信,将领朱真、唐敬等。郑和奉命在柯枝诏赐国王印诰,封国中大山为镇国山,并立碑铭文。忽鲁谟斯进贡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祖法尔进贡长角马,木骨都束进贡花福鹿、狮子;卜剌哇进贡千里骆驼、鸵鸡;爪哇、古里进贡麾里羔兽。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宋末泉州市舶司提举蒲寿庚之侄蒲日和,也与太监郑和,奉敕往西洋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明成祖命令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为赶东北季风,郑和率船队很快出发,到达国家及地区有占城、暹罗、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马里朱巴河)、麻林、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巫里、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甘巴里、幔八萨(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日(1422年9月3日)郑和船队回国,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刺和阿丹等国使节。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帝以外番多不来朝贡,命郑和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随行有太监王景弘、李兴、朱良、杨真,右少保洪保等人。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根据明代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记载,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弄手、医士、铁锚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0年1月),郑和率领二万七千余官兵,驾驶宝船61艘,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经徐山、十日到江苏太仓,二十日出太仓附子门、二十一日到刘家港,驻留约一个月,在此期间,郑和在刘家港北漕口修建天妃宫,宣德六年(1431年)春天,天妃宫修建完毕,郑和立《通番事迹记》碑:“……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官兵数万人,海船数百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苍溟十万余里……明宣德六年,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左少监张达等立”。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二十六日抵达福建长乐港。郑和船队在长乐停留约半年,在此期间,郑和曾率领兴平三卫指挥千百户和州府官员,到福建湄州屿,卖办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宫[38]。又在长乐县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长乐天妃宫,十一月建成,树立《天妃灵验之记》碑[39],并铸造铜钟一口,铭文:“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二十四日到占城。七年正月从占城起航,二月六日抵达爪哇。六月十六日起航,二十七日抵达旧港。七月一日启航,八日抵达满剌加。八月八日启航,十八日抵达苏门答剌。十月十日启航,十一月六日抵达锡兰山。十日启航,十八日抵达古里国。二十二日启航,十二月二十六日抵达忽鲁谟斯。八年二月十八日开船回洋,三月十一日到古里国。返航途中,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二十日大船回洋。四月六日到苏门答腊。十二日开船,二十日到满剌加。五月十日回昆仑洋,二十六日到占城。六月一日启航,经南澳山,望郎回山,碗碟屿,二十一日进太仓,七月六日到南京。

第1次下西洋

第2次下西洋

第3次下西洋

第4次下西洋

第5次下西洋

第6次下西洋

第7次下西洋

1405年6月(永乐三年)

1407年10月13日(永乐五年)

1409年10月(永乐七年)

1412年12月18日(永乐十年)

1416年12月28日(永乐十四年)

1421年3月3日(永乐十九年)

1430年6月29日(宣德五年)

菩萨保佑

郑和七次下西洋,不仅和技术环境有关。据其本人所述,因为修摩利支天法,得到摩利支天菩萨帮助才能平安的出游。

1403年(明成祖永乐元年 癸未)“郑和“32岁

正月朔,上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明成祖实录》卷十六)

五月,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明成祖实录》卷十九)

八月,命京卫及浙江,湖广,江西,苏州等府卫造海运船二百艘。(《明成祖实录》卷二十一)

八月二十三日,姚广孝题记郑和刊印《摩利支天经》云:“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能尽矣。福善一日怀香过余、请题,故告以此。(永乐元年岁在癸未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录司左善世沙门道衍”。(《摩利支天经跋尾》)

1406年(明成祖永乐四年 丙戌)“郑和“35岁

郑和等第一次出使西洋诸国途中,历经占城,爪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等国。

主要作用

朱棣夺得皇位时,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十多年,农业与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这场政变的影响。这时,中国广州等沿海的大都市发展得十分繁荣。在经济获得良好的发展之后,发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贸易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事。另一方面,朱棣也想利用对外的活动,展示自己的势力,并建立自己的声望。因此,远航的活动就势在必行了。

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励精图治,农业经济恢复了。在手工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中国的丝织品、瓷器以至一些欧洲国家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针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和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于是,明成祖朱棣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

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和目的,也是明成祖朱棣派遣他出使“西洋”的动机和目的。明朝初年,正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这时在北方,蒙古的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发展。朱棣自认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和历代功利主义的封建帝王一样,朱棣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也要宣扬国威,向外示富。

到了永乐年间,由于国力强盛,朱棣要建立一个天朝大国的思想就更加强烈。明成祖的个性好大喜功,常常向异域显示中国的富强,对明朝初期对海外的消极政策深表不满,故朝廷对外政策为之一变,即位后便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此举无疑可以提高明成祖的威望。郑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国外显耀兵力,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同时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皇位的不满。有些书上说的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找寻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以后,朱允炆出走,不知所终。明成祖的皇位是发动靖难之变后,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的。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来,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明成祖怀疑他逃到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

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既不是一般的商船队,也不是一般的外交使团,而是由封建统治者组织的兼有外交和贸易双重任务的船队。

他出使的任务之一,就是招徕各国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郑和所到各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宣传朱棣的皇帝诏书。向各国宣谕:明朝皇帝奉天乘命的上邦大国之君,是奉“天命天君”的旨意来管理天下的,四方之藩夷都要遵照明朝皇帝说的去做,各国之间不可以众欺寡,以强凌弱,要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如果奉召前来朝贡,则礼尚往来,一律从优赏赐。

第二件事便是赠送礼物。赐各国国王诰命银印,赐国王及各级官员冠服和其他礼物,表示愿意和那些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的关系。第三件事是与南海(今马六甲海峡)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相关意义

正面意义

1.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海军纵横大洋,实现了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

2.加强了中国明朝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间的交流;

3.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从此,在没有此类的壮举。

4.改变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禁海政策,开拓了海外贸易。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享、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八十多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负面意义

郑和下西洋可以不以贸易获利为目的,但不能不计成本。七次下西洋给明朝财政造成巨大经济负担,随着国力衰退,航海的壮举必然随之悄然结束。

与西方新航路开辟比较

郑和下西洋,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影响之巨,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正如前文说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航海成就显然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所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应当看到,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结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欧洲人对美洲的新开发,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揭开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从这一点来看,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对于西欧乃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先前的郑和下西洋所无法比拟的。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已出现了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新趋向。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终止,中国政府将自己与当时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隔绝开来。而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欧洲人在海外广阔的领域里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地,从而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引起“价格革命”——金银贬价,使得物价上涨,而“价格革命”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应有恰如其分的评价。

航海笔录

郑和船队到达旧港(今苏门答腊岛的巨港)的时候,突然遭到海盗的拦截袭击。这群海盗的头领叫陈祖义。陈祖义本是广东人,洪武年间跑到南洋,召集一伙人占领了旧港,常常打劫路经此地的商船,许多国家的商人都深受其害。这一次,陈祖义见郑和船队船多兵众,不敢贸然下手,就假意向郑和投降,暗地里却准备打劫船队。郑和及时发现了陈祖义的阴谋,立即部署对策。等陈祖义率众人来抢劫时,他指挥将士们把海盗打败,杀死了五千多人,烧毁了海盗船只十艘,俘获七艘,还活捉了陈祖义。

在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赠送了许多礼物给明朝,表示两国修好。哪知贪心不足的亚烈苦奈儿见郑和船队装载了大量金银,就假意请郑和到他的宫殿。盛宴招待之后,他再次向郑和索取金币,暗地里却发兵去劫夺郑和的船队。郑和沉着冷静,了解到锡兰山的大部分兵力已派去攻打船队,都城空虚,就火速传令,调来了两千多将士,出其不意地攻打了锡兰山的都城,生擒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领兵打劫船队的将领听说明军回攻都城,赶忙下令撤兵回救。郑和的军队乘胜杀了个回马枪,又把敌兵打地溃不成军。他们只得向明军投降了。郑和当场释放了投降的将士兵卒,只把亚烈苦奈儿和几个重要官属扣留在船上,然后继续访问其他地区。

当郑和的船队到达木古都束时。国王亲自去迎欢,并且设宴款待。郑和向国王和王妃赠送了丝织品陶器和茶叶。国王送给明朝皇帝一只珍贵动物,叫做“麒麟”,也就是非洲长颈鹿。回来的时候,不仅带回来了十七国的使节,和他们同来中国访问的,其中有的是王子,有的是王叔王弟,都同明朝建立了邦交。郑和还带回来了忽鲁谟斯的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的麒麟、长角马哈兽;木古都束的花福禄和狮子;卜刺哇的千里骆驼和驼鸟。

郑和在国内休整了一年多时间后,永乐十年十一日,成祖又令他第三次远航西洋诸国。这次正好赶上了东北季风时节,郑和的船队顺风而行,不久就到达苏门答刺(今印尼苏门答腊岛)。

苏门答刺刚刚经过一场大的事变,使郑和的访问遇上麻烦。原来,苏门答刺的西面有个那孤儿国。1408年(明乐永六年),那孤儿国和苏门答刺打了一仗,苏门答刺国王中箭身亡。王子年龄尚小,不能替父王报仇。王后却复仇心切,她晓谕全国:谁能领兵打败那孤儿国,替先王报仇,我就嫁给他,并请他当国王。一个有本领的渔夫奋勇领兵打败那孤儿国的军队,杀了他们的国王。渔夫娶了王后,当上了苏门答刺国王。老国王的儿子长大以后很不甘心。他培植了一伙心腹勇士,乘机杀死了渔夫,自己登上王位。郑和到达苏门答刺后,向新国王赠送了许多礼品。

渔夫有个儿子苏干刺,想替父亲报仇,发兵攻打苏门答刺,企图争夺王位。没想到反被新国王打败了。他只得逃到一个叫邻山的地方,自立一寨。他听说郑和赠送给苏门答刺新国王许多礼物,却没有送礼给自己,心中有忌又恨就带领几万兵众,袭击郑和的船队。在苏门答刺的配合下,郑和指挥将士英勇还击,把苏干刺的兵众打得大败,乘胜追击到一个叫南渤利的地方,活捉了苏干刺和他的妻子、儿子。到永乐十三年回国后,永乐帝下令把苏干刺杀了。

1430年(宣德五年六月),明代的第五个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又一次派遣郑和、王景弘率领船队,访问了忽鲁谟斯等二十来个国家。因为这次访问的国家多,地域广,路程远,因而时间也就很长,到1433年才启程回国。不料船队返航至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时,六十三岁的郑和因积劳成疾,不幸辞世。王景弘命人把郑和的遗体妥为装殓,准备回国安葬。当时已进入夏季,热带气候酷热,船队航进爪哇(今印尼爪哇岛)时,眼见郑和的遗体难于保存,已不可能运回国内安葬,王景弘只好决定埋葬在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