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化的内容

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化的内容

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化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思维方式:从“实用理性”到“科学理性”的提升。

       二、爱国主义:从“忠君爱国”到“惜民爱国”的嬗变。

       三、义利观念:从“重义轻利”到“义利兼顾”的转变。

 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活动,或者是思维活动的一种模式,是在独特的环境下面经过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而不断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

实用理性

李泽厚:“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 ”。

《论语》中 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

《大学·礼记》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

 

“实用理性”主义是看重此岸世界而忽视彼岸世界的人生态度。

 中国人的总教观:中国人不是因“信”而信,而是因“用”而信。如:

                      中考前家长们求神拜佛;

                      洛南神水抗癌; 

                      北京门头沟宗教的教堂。

利玛窦是最成功的一个传教士。 

    “仁者,爱人”。    

     “世上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都应得到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应为兄       弟舍命。”              

                                                               —《旧约全书•约翰一书》

    “仁、义、理、智、信”

    “基督教在道德上的最高表现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            制。”                

                                                                 —《旧约全书•加拉书》

    “上帝是唯一真神,而不容许有偶像崇拜。”这是基督教的教义。 

中国传统儒学以“实用理性”为基本特征:

                                重视人性,而忽视神性;

                                重视礼制,而忽视情感;

                                重视经验,而忽视理论;

                                关注的重心是人,是社会,而不是神,也不是天堂。

 

“实用理性”向“科学理性”方向提升的两个阶段:

                               洋务运动时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曾国藩就说:兴办洋务可以“近以剿协罚逆,远以巡哨重洋 ”,“长驾远弩”的第一要务。

左宗棠也认为:学习西方的科技,可以使“洋人无可兵以傲我,一切皆自将敛抑 ”。 

李善兰也认为“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算学明也”,希望中国“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令震慑奉朝贡 ”。

陈独秀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他当时就说了这一席话:“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在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而这里的民主是改造封建君主制度的妙法,而科学则是改造封建迷信和落后的良方。” 

科学理性在中国的确立,主要表现:

          一、认清了科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方法;

         二、认清了科学的价值,并且产生了对科学重视的自觉意识。

              通过彰显科学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文化革命的口号;

           而通过推崇科学的理性精神和实证精神,又扫除了大量的玄学、迷信的鬼话,有力启

           迪了民族的心智;通过推崇科学的说服而非压服的精神,又为国人解决政治中的分歧

           提供了新的范式,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爱国主义 

从忠君爱国到惜民爱国的嬗变,又叫民主爱国的善嬗变。 

列宁就对爱国主义有如下的一个界定,就是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包括对国家的无限忠诚;包括对国家的执着的热爱;包括对国家的无私的奉献。

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

     家国同构:国家(皇族);家族;家庭。 把忠、孝、节、义视为国之四维

      岳母刺字是精忠报国的一个典范

      类似岳飞的爱国主义的典型还有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等等。

      在遭遇西方列前侵略和反对封建主义奴役的背景下,现代民族学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和现代国家意识中的“中国”便成为爱国主义当中“被爱”的对象,而不再是传统家国体制

  下“国君”或“皇帝”。

 

爱国主义从发端到过度的过程中个的三个人:林则徐、梁启超、孙中山



林则徐

林则徐 1785年8月30日(乾隆五十年)1850年11月22日(道光三十年),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福州),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绩是虎门销烟。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的侵略、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深受全世界人民的敬仰。

  林则徐:忠君。林则徐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民族英雄;林则徐是现代爱国主义的起点。包括果断禁   烟、抗击英军、反对割地、巡边保土、包括镇压内乱。他的各种行为都是出于忠君的目的,忠君在他的   思想里面淋漓尽致。

林则徐爱国主义的三个方面展开:  

                  林则徐爱民惜民意识;

                  林则徐现代国家主权意识;

                  林则徐制夷师夷意识。

林则徐爱民惜民意识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上者也,          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          财货以事其上则诛。”

      “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粮。”

                                                              —《林则徐集》  

      “久之熏黑耸两肩,眼垂泪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继。”这就是吸食鸦片的后果。

林则徐现代国家主权意识事例一:“林维喜案”;

       英国商船一群水手窜到了九龙的尖沙嘴村,酗酒作乐向村民索酒未遂,于是行凶打人,当时打        伤多人,而林维喜被打死,事件发生以后,英方代表义律已查知凶手,但是据不交凶,并且邀请中        国官员于8月12日去旁听所谓的“轮船法庭”的审判。林则徐严正指出“杀人偿命,中外所同,但        犯罪若在伊国地方,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官宪审判?林则徐采取果断措施,他        说:“在一人漏网之事犹小,在外夷坏法之罪难容。”  

林则徐现代国家主权意识事例二:捍卫对澳门行使主权;

   “澳门一区,乃天朝土地,不许夷人野族而居。”—林则徐

林则徐现代国家主权意识事例三:揭示了琦善割让香港,力图维护领土完整。

林则徐制夷师夷意识一:大量购买翻译外国书籍、报纸以便了解世界。

林则徐制夷师夷意识二:利用洋人的坚船、利炮装备军队以谋求自救。


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爱国主义由忠君爱国向民主爱国转变的过渡性的一个人物。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梁启超说:“梁启超这个人和他的老师康有为曾经非常友好,是康有为的学生和助手,但是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他曾经与孙中山合作过,但后来又与之走向了对立;他也曾经拥护过袁世凯,但最终却开始讨伐袁世凯。于是有人就问:梁启超到底在追求什么?为什么先后和他的合作者最终都分道扬镳了呢?是不是他过分的在意某些东西,包括权利包括利益等等。”

梁启超发表文章澄清了他的观点,就是说:“这绝对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这样一个人而已。”

“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把国家和朝廷分别开来,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更不等于爱皇帝。

梁启超还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把爱国和爱自己联系起来,而这也正是由忠君爱国向民主爱国转变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国者何积民而成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那就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能否兴盛能否强大关键在于人民。这与清末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著名思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相一致。

  “非将国家整理起来,身家更无安全发达之望。”           

                                     ——梁启超

 由此爱国主义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转变,以忠君爱国的中心传统爱国主义向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爱国主义转变。


孙中山

孙中山,生于1866年。本名孙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广东香山人,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早年受基督教会教育,认识西方世界较深,通晓粤语、官话、英语、日语。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5年3月12日逝世,1929年6月1日,其陵墓永久迁葬于南京钟山中山陵。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他是一位在国际上受到敬重的革命家,中华民国尊其为国父、中国国民党尊其为总理,中国共产党尊称为“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彻底推翻君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

1894年创办了兴中会,其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

                                                                      ——《孙中山选集》

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说明到孙中山这里爱国主义已经彻底的发生了转变。

今天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的爱国主义已经被纳入到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里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将会不断的引领我们的中国,引领我们的中华民族向前发展,最后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

 

义利观念

中国传统的道德义利观念:知足安分,贵义贱利。

中国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取向:乐于贫简,安于现状。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圣人以名教治天下之君子,以美利利天下之庶人”——《魏源集•默觚下•治篇三》

早期的改良思想家冯桂芬、郭嵩焘、王韬、薛福成、陈志、郑观应等等,他们这些人由于早期跨出国门,在国外感受了西方的体制,对国外西方社会一些价值观念的一种理解甚至认可。对于民之利的一种认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导作用。

“便只知购舰艇造枪械,结果非但不能制敌,反受其窃笑。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意识到“利权”“商战”之重要:就在于“当轴者不能自握其权利,自睿其利薮。”因而要使中国自立自强,非但不能讳于言“利”,而且一定要“君民上下,同心以求利益”,一定要与外人争“利”。要重商战,要重国家之利,要与外人争利。

“惟有利而后才之义,亦惟有义而后可以获利,圣人立身行义舍生取义,而治国平天下之经不讳言利。”                                               ——陈炽《续富国策•分建学堂说》

“盖为天下中人计也,公其利于天下,溥其利于万民,即以食其利于国家,享其利于后世。故天下之工于言利者,莫圣人若也。”                             ——陈炽《续富国策•分建学堂说》

薛福成也说:“唯人人欲济其私,则无损于公家之弩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

著名的思想家严复传统的义利观的弊端一:义利分割:即孟子董仲舒朱熹以来所提倡的就是“兴利不谋利”的价值观,会使人民失去义的动力。

著名的思想家严复传统的义利观的弊端二:只知道有“损人利己”这个词,好像“利己”就必须要以“损人”为前提。

严复依据西方近代生物学的知识也(生存角度)论证了自利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又依据经济学的知识论证了独利必不利的原理,进而提出了“义利并重”的思想。

“非明道则无以记功,非正义则无以谋利。”——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

“为公乃有以存私,惟义乃可以为利,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此人道绝大公利也。”  ——《严复集》


严复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主要成就 

海军思想 

严复的到来,给北洋水师学堂带来了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由于他对待工作认

严复肖像

真负责、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有方,加之严复对李鸿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一直升至总办(校长)。严复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说:“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自称)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由此可见,严复对当时的官场是很不满的。针对此事,四弟观澜告诉他,无论如何李鸿章这个门路,总是要走动走动的,因为李鸿章权势既大,又是直接上司。于是严复偶然也去试试,没想到果然有用。对此严复给四弟的信中曾不无幽默地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但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仅此而已。 

人才培养

严复任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曾被时人推崇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作为一所新式海军学校,该校20年间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以及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劭廉(同时兼任直隶学务公所议长、直隶咨议局议长)、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倒是严复自己,对弟子们的评价可以说有些苛刻:“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伍昭扆(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少泉(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才也。”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严复倾注了20年心血的北洋水师学堂毁于炮火之中。这给了严复以极大的思想打击,他被迫离开天津迁居上海。

教育思想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呼吁变法

  严复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 。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提倡西学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翻译理论

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

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

 

“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

 

“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

 

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都深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赋税思想

严复曾赴英国学习海军,并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他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后要用之于民。他说:“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在向谁征税的问题上,严复提出了“赋在有余”的原则。指出“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他提出不能以“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赢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这一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要求,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严复主张赋税轻重要适度,“赋无厚薄惟其宜”,认为统治者的责任在于“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即鼓励人民发展以提高负税能力。

人物评价

社会总评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诸多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己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己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虽然研究严复的论著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

陈炽

陈炽(?-1900) 清末维新派。原名家瑶,字次亮,晚号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光绪举人。历任户部郎中、刑部章京、军机处章京,曾遍游沿海各商埠,并考察香港、澳门,“留心天下利病”,深研经济学,主张学习西方以求自强。

1893年(光绪十九年)为郑观应《盛世危言》作序,并自撰《庸书》内外百篇,疾旧制之弊,言改革之宜。倡言“核名实,明政刑,兴教养”,设报馆、办学校、兴工商;提出中国应自订税则,认为税司乃“利权所在”,不能“永畀诸异国之人者”;主张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制,“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以“强兵富国”。1895年与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被推为提调,并有正董、总董之名,力主变法,受翁同龢赏识。翌年8月,《时务报》创办,为京师代收捐款者。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抑郁不得志,次年忧愤而死。另著有《续富国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