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概念引入以及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及其内涵的延伸

民族概念引入以及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及其内涵的延伸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与“民族”意义相近的词有:“民”、“族”、“种”、“部”、“类”、“种人”、“民群”、“民种”、“部族”、“部人”、“族类”、“民人”等。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对应的英文词汇有ethnic group和nation,这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斯大林1913年提出来的民族四大要素

林耀华先生,他曾经指出,在我国民族一词是从日译西书当中传抄过来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这个词,是从日译西书当中传抄过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概念是假道日本来到中国的。

梁启超不仅频繁地使用了民族这个概念,而且对于民族这个词,也做出了他的一个民族学意义上的理解。梁启超对民族的研究:1899年,在《东籍月旦》中多处使用“民族”一词,如“东方民族”,“支那民族”等,随后又在多篇文论里对其系统阐述。1902年,在给“民族主义”下定义时,他初步意识到“民族”应具有“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的特征。在1903年的时候,他又将德国政治学家,布伦奇利的关于民族的理解直接介绍到了中国,它包含了八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民族有八个特征,那就是“其始也同居一地,其始也同一血统,同其肢体形态,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 同其生计 ”等等。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里面有这一段话:“举要言之,则最初由若干有血缘关系之人,根据生理本能,互营共同生活,对于自然的环境,常为共通的反应,而个人与个人间,又为相互的刺激,相互的反应,心理上之沟通,日益繁复,协力分业之机能的关系日益致密,乃发明公用之语言文字及其他工具,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嗜趣,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厘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此即民族意识。凡人类之一员,对于所隶之族有此意识者,即为该民族之一员。”


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诗经》

中国和四夷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文与野的区别,而这种文与野的区别其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

梁启超在中国在中华民族精神现代转化过程当中起到了一个脊梁的作用,他在1902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章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面就写到“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 ”但是他又考虑到“今以汉乃后起一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 故改用此 ”,又称“中华建国” 实始夏后,代称黄族为华夏,为诸夏,皆纪念禹之公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国民也。”

到1905年的时候,梁启超在文章《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里第一次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么一个概念,并且指出 “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 ”。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冑者 ”。

革命者孙中山也有类似的提法,他在兴中会创建的时候(提出)“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 

《浙江潮》 《江书》 《二十一世纪支那》 《民报》 《国民报》 《同志世界》等等,都纷纷刊载了孙中山和梁启超他们,关于中华民族的概念,并且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在讨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那就是杨度。,他提出“中华民族与其说是一个种族,不如看做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的一体性 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杨度的思想和他的这种表述,为后来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支撑,或者说思想的来源。 

黄兴在1912年3月的时候,组织了一个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提出了民族大同的主张,他称“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为急,无逾于此日,互相提攀,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忍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强烈对抗中出现的,但是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在几千年的过程中所形成的。”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由许多民族结合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当中逐步形成的民族聚合体 ”。                                                 ——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初探》


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8年,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戊戌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便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但此时的新诗只不过是“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作品。

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在他的理论影响下,黄遵宪等一大批新派诗人出现了。梁启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努力实践新的诗歌理论,他的诗作留存不多,多数创作于流亡日本时期,但是用语通俗自由,敢于运用新思想、新知识入诗,诗风流畅。《爱国歌四章》、《志未酬》等诗感情真挚,语言明白晓畅,是其诗论的较好体现。梁启超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后又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在创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有意义的尝试。与诗歌、小说、戏曲相比,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以他于1896年《时务报》到1906年《新民丛报》十年内发表的一组散文为标志,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文体的确立(亦称“新民体”)。

梁启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揭露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技,积极呼吁变法自强,将散文作为其变法思想的宣传工具。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语言半文半白,“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国说》,针对中国现状,分析透彻,说理条理清楚,运用一连串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行文一泻千里,文章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故梁启超散文的影响极大,“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以梁启超散文为代表的新文体是对桐城派以来散文的一次解放,它的出现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转化作了必要的准备。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于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用到“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很多新词,“科技,组织,干部”等等很多词汇,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黄兴 

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汉族,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知交。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辛亥革命时期,以字黄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1916年10月31日,黄兴于上海去世。1917年4月15日,受民国元老尊以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著作有《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及《黄克强先生书翰墨绩》刊行。




生平事迹

人物简介

早年求学

黄兴1893年入长沙城南书院,22岁时考中秀才,1898年调长沙湘水校经堂,复选调武昌两湖书院深造,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毕业于武汉两湖书院,次年春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去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黄兴民主革命思想的产生,与孙中山、宋教仁等人有很大的不同。孙中山是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迪,最终逐渐从改良走上革命道路;宋教仁于1903年由漳江书院进入新式的武昌文普通学堂后,逐渐走向革命道路的。而黄兴走的是一条秀才造反的曲折道路,同很多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思想也经历从改良到革命的过程。黄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名门望族,宗族中世代都有出仕为官者。到了清朝,黄兴的远祖传下遗训:永不出仕清朝。但大多数成员仍是饱学鸿儒。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黄兴早年曾系统地接受过传统儒家教育。到1896年,黄兴在城南书院求学期间更是顺利通过县、府、院试,考中秀才。但黄兴本人对功名并不热心,当时,黄兴去应考秀才前,他的亲友要置酒预贺,黄兴当即表示,读书是要求真学问的,而应试仅仅是因为母命不可违。这一时期的黄兴,虽然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也对科举制度不满,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他喜好军事,课余曾请日本军官讲授军事课程,每天清晨必练习骑马、射击,为日后领导武装起义准备了条件。

投笔从戎

光绪二十九年,为抗议沙皇俄国侵占我国东北,与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同年回国,在长沙邀集陈天华、宋教仁等二十余人集会,成立革命团体华兴会,被公推为会长。随后联络会党,仪定于次年秋乘慈禧过70岁生日时在长沙起义。事泄,黄兴逃亡日本。光绪三十一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大力支持孙筹组革命组织同盟会,任同盟会庶务(相当于协理),成为会中仅次于孙的领袖,随后即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上。他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的入会工作,从中选拔坚定分子组织“丈夫团”,为武装起义准备力量。

领导义军

光绪三十三年至河内,先后参与或指挥了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都遭失败。宣统元年(1909年)秋,受孙中山委托,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次年春,起义再次失败。十月,与孙中山等在南洋摈榔屿(在今马来西亚)集会,决定集中全党人力财力,在广州再举行起义。

1911年春在香港成立广州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任部长。4月27日发动广州黄花岗起义,亲自率敢死队百余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发现总督张鸣歧已逃跑,出衙门后同清军遭遇,展开激战,多人牺牲,黄持双枪左右射击,毙清军多人后,右手负伤,断两指,化装逃至香港治伤。此役又告失败。事后收碱殉难者遗体,有72具,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同年,武昌起义爆发。黄兴由上海到汉口,11月3日,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场为黄兴举行隆重的登坛拜将仪式。11月13日就任战时总司令,亲赴前线指挥保卫汉阳、反攻汉口的战斗。在阳夏之役中,与清军激战相持一月,备极艰辛,攻绩卓著,为各省独立赢得了宝贵时间。汉阳失陷后,黄兴辞职赴沪,策划北伐,筹组中央临时政府。在武昌起义中黄兴督战武汉,为保卫革命胜利作了重大贡献。

兵败外逃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临时政府北迁,黄任南京留守,主持整编南方各军。后因没有经费,军队哗变,乃取消留守府,退居上海。8月,同盟会等组织改组为国民党,任理事。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7月,孙中山兴师讨袁,二次革命爆发,14日,黄兴由上海至南京,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黄兴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逃往日本。

中年病逝

1914年赴美国。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曾为云南讨袁护国军筹措军饷,袁世凯死后回国,1916年10月在上海病逝。

详细资料

1874年10月25日,黄兴在长沙市郊的一个地主家庭诞生。父亲黄筱村是晚清秀才。黄兴幼年时思想受湖南的

宋教仁

明末大儒王夫之的影响很深。1898年,受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开始同情维新运动、认同变法主张。1902年,于两湖书院毕业后,被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抵达日本后不久,即和杨笃生等创办了《游学译编》,并组织“湖南编辑社”,介绍西方的文化科学。

1903年,沙俄侵华加剧,引发留日学生掀起拒俄运动。黄兴义愤之下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5月,于弘文学院毕业后,黄兴回到上海,途经武昌时,黄兴返回母校两湖书院发表演说,武昌知府兼院长梁鼎芬奉上令将黄兴驱逐出湖北省境。黄兴于是将随身所携带的四千余册《革命军》和《猛回头》分发给军学各界,然后登轮返湘。旋即在长沙明德学堂创办了“东文讲习所”的日语学校,并翻印了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大量革命人士的书籍。

黄兴

1903年11月4日,他以其三十寿辰(虚岁)为由,邀集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周震鳞、胡瑛、张继等十二人,在坡子街附近的保甲巷彭渊恂宅集会,以兴办矿业为名成立华兴公司。次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龙璋的西园寓所正式成立,他被公推为会长,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革命志业口号。随后约半年时间,华兴会大力招募会员,并在外地设立分会,同时联络其他同性质的组织,议定于农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70岁生日大宴时在长沙起义。不久,黄兴变卖长沙的祖屋和农田筹集革命资金,并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创办东文讲习所作为活动据点。

1904年10月24日,由于起义的风声走漏,清朝官府派兵查封了华兴会,起义未发动即失败。黄兴从长沙转移到上海,再逃往日本。次年黄兴再次回国策划起义,失败后再次折回日本。

1905年7月,他在日本结

黄兴与其他同盟会成员

识刚到日本的孙中山,并力主孙中山筹组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黄兴任同盟会庶务,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领袖,之后主要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夏,到越南河内,与孙中山一起策划在南方起义。9月时黄兴先后发动并指挥了钦州、防州起义;12月发动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黄兴等人由安南再次进入广西,率领200余人在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与2万清军周旋月余,并激战数十回,大破清军。后弹尽粮绝,退回河内。之后他又发动云南河口等起义,都遭失败。宣统元年(1909年)秋受孙中山之托,在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

  黄兴故居

支部,策划于次年春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起义再次失败。1910年11月3日,与孙中山等在南洋槟榔屿(马来西亚)集会,决定在广州再举行起义,与清军决一死战。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23日),黄兴和赵声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他率敢死队百余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发现总督张鸣歧已逃跑。此次起义多人牺牲,事后收碱殉难者遗体,有72具,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兴指挥队伍杀敌,战至最终只剩他一人。右手负伤,断两指,逃到广州的河南女同志徐宗汉家,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8日,黄兴由上海到达汉口,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指挥民军同清军的战斗。在汉口、汉阳苦战20余日后,民军退至武昌;此时,黄兴认为应转攻南京,遭当地革命党人反对,乃辞职去上海。黄兴于12月赶往南京指挥战事,并于12月2日一举攻下南京城。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相继光复后,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大会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公电孙中山归国主持大政,推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并主持南北议和的谈判。黄兴对大元帅一再推让,后改推举黎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黄兴仍一再推让。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陆军总长兼任参

黄兴与中山

孙中山与黄兴为建立中华民国的两位最高元勋,常常以“孙黄”并称。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以全新的思路、百倍的热情,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棘手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并一直探索在社会不断发展中逐步予以解决的道路。伴随这个过程,一个由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旨在解决中国自身民族问题的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也应运而生。在文章发表之后20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这一理论做了多次学术探讨,尽管探讨和研究总是分歧与共识并行,但是它们都促使这一具有结构论特点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

内容简介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篇著名杰作。其主要论点可概括为:一、中华

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后被陈连开先生引申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


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二、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一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但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三、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 ,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

基本信息

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发表了其在国际人

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著名论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在文章发表之后20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对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这一理论做了多次学术探讨,尽管探讨和研究总是分歧与共识并行,但是它们都促使这一具有结构论特点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 如何理解“中华民族”这个“一体”。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对“中华民族”的提法一方面肯定了中华民族是当代中国56个民族的总称,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由此,引发了关于如何理解“中华民族”这个“一体”的讨论,并形成了3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它代表的是中国各民族组成统一的多民族,而不是一个民族实体。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既属于政治范畴,也属于民族学范畴,“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同样称谓“民族”是不矛盾的,因此,“中华民族”也可以是一个民族实体。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华民族”概念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华民族”把“中国古今各民族”都包罗入“中华民族”之列,狭义的“中华民族”则是中国在近代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开始的“自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