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概念的引入

民族概念的引入

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文化”

民族

民族,它是指在同一文化传承下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它不同于自然发展起来的种族,也不同于仅仅依靠政治手段来维系和发展国族,因此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根本因素。它是民族的生命所在,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

民族是在同一文化传承下形成的文化共同体。


唐代著名诗人哲学家韩愈:“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原道》

文化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的标记,是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因素。


战国时代的《易传》在贲卦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化与文明的区别:  文化——人类活动本身

                  文明——人类活动的结果

文化作为人类的活动,外在的表现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实践活动;同时又内在的表现为人们特定的思想意识活动。

一个民族的思想意识表现为:

            自在的意识,指不自觉的反应;

            自觉地意识,则是指民族成员,对于其生存发展的一种现实问题,乃至对于这个民族                           所经历的历史的一种自觉的能动的反应。

民族精神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思想意识领域里面的自觉地成分。


民族精神的界定:

从内涵来看

    民族精神是直接寓于民族意识之中的具有高度自觉性的及具有能动性、反思性、创造性、整体性      的全民族共有的精神成果,包括共同的心理倾向,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思维方式,共同的行为习      惯等等,它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所在,也就是说民族精神,它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的成分,是其最核      心的成分。

从形成来看,

    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是不断培育和弘扬的自觉的过程,即通过民族成员当中的精神生产者用主流话      语不断的提炼和褒扬,以及民族成员高度认同,并身体力行来铸就的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

从功能来理解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反映了本民族的气质特征和精神风貌,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它具有极      强的感召力、凝聚力和生命力,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在五千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      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江泽民《十六大报告》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不断积淀而形成的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包括      和谐包容精神、互助友爱精神、刻苦耐劳精神、公平正义精神、经世致用精神、团结御辱精神、还有      自强不息精神、革故鼎新的精神。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792年及第后,先后为节度使推官、监察御史,德宗末因上书时政之弊而被贬。唐宪宗时曾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819年(元和十四年)因谏阻宪宗奉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宪宗元和时曾积极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任裴度的行军司马;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韩愈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是一个语言巨匠。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主要成就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袁州刺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一个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教育思想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 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

  师说

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 《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 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韩愈这种识别人才与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思想,是孔子“举贤”、里子“尚贤”思想的新发展,也是对封建贵族那种选人唯贵、用人为亲的腐朽思想进行的有力批判。

文学成就

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韩诗成就虽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对宋诗影响颇大。

古文运动

后人把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并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780)以来的平庸诗风。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 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 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 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 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 。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淫靡的文风。苏轼据此称 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文学创作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其散文作品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杂文,与论说文相比,杂文更为自由随便,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文随事异,各当其用。如《进学解》通过设问设答的方式,反话正说,全文多用辞赋铺陈的手法排比对偶,行文轻松活泼。杂文中最可瞩目的是那些嘲讽现实、议论犀利的精悍短文,如《杂说》、《获麟解》等,形式活泼,不拘一格,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序文(即赠序),大都言简意赅,别出心裁,表现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如《张中丞传后叙》、《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此外,韩愈还在传记、碑志中表现出状物叙事的杰出才能,如《毛颖传》《柳子厚墓志铭》等。传记、抒情散文,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以奇特雄伟、光怪陆离为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语、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韩诗古体工而近体少,但律诗、绝句亦有佳篇。如七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答张十一功曹》、《题驿梁》,七绝《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题楚昭王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