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对内政策分歧

“大跃进”、人民公社与中苏对内政策分歧

中共的反应:从耐心期盼到愤怒出击

1958年8月初,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认为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一些令他兴奋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载文说,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中国巨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著文说,中国这种空前干劲的结果,向人们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的时间表。还有文章写到,中国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生产建设,是一个真正的发明、一个有革命性质的技术发现,它将完全改变不发达国家的前景。对于这些材料,毛泽东批示:“印发。极好看。请小平即刻处理。”在这种氛围中,当陪同赫鲁晓夫访华的原驻华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对中国是否能实现钢铁生产指标表示怀疑时,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普遍愤慨,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的骄傲情绪感染了许多人。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材料,在中共干部当中,有如下说法:"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应改为以苏中为首","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以苏联为首只是表现在经济建设实力上"。有人认为"苏联的七年计划不够跃进,应该给苏联提意见催他们前进",甚至还有人说"我们中央的负责同志放到哪个国家都能当主席"。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中加写到:"以上材料中,有一些也未核对清楚,可能有说得过分之处。不管怎么样,暴露了这些错误,可以引以为戒,使坏事变成好事。总而言之,1958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分不清这个主次,就会犯错误。但既然是缺点错误,而且涉及对外,性质严重,就一定要改正,而且越快越好。"看起来,批评骄傲自满,毛泽东并不情愿。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中的暗中指责,毛泽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因为考虑到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结果,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和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

对于1958年形势的评价,毛泽东在1959年4月15日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乱子是出了一些。但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是真的"。"去年比前年不同,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不同,确有大跃进。一切浮夸现象是要破除,不要搞那些浮夸,要搞老实的。但是,除掉那些浮夸现象以外,里头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就是确有大增产"。不过,中共其他领导人则更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

1959年1月2日薄一波在接见越南经济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提到,中国在建设过程中也有不少的错误和缺点。1959年6月8日,在与驻华社会主义国家大使们会谈时,外交部长陈毅承认,在追求高速度的建设过程中,破坏了各个经济部门的计划性和按比例发展的原则。6月17日,周恩来会见扎夏迪科时承认: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定得高了,因为制定计划时没考虑客观条件和国家的现实能力;到1958年底,国家经济发展已出现严重困难,一些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已出现比例失调。周恩来说:继续采用大炼钢铁式的群众运动方式来发展工业是不行的。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小型传统矿井和冶炼炉是不可能成为现代冶金工业发展的基础的"。周恩来请求向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转达:他是不对的,他过于相信了自己的下属,请原谅他以前的夸口。他还保证说,今后将会更加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周恩来还说:"开始大跃进运动之后,我们曾经请求苏联扩大设备供应,并请求尽快提供这些设备。但是,当设备运来之后,才发现我们无法安装它们,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配套设备,因此,这些运来的设备只好堆放在那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们思想比较混乱,不能将力量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上。我们当然应该为此而道歉。"6月26日,周恩来接见苏联专家时,尽管强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同时也承认"大跃进"在速度、平衡和质量三个方面存在着缺点和错误。

显然,中共党内对于1958年的形势是有两种不同的估计和评价的,庐山会议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这就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然而,毛泽东刚刚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怒气未消,7月19日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一份是中宣部6月20日编印的《否定和怀疑1958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一文,文章介绍了天津市部分党员的看法,主要是认为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人民公社"走得太快","带来了副作用"等。另一份材料是中国驻苏大使馆7月2日给外交部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对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其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报告建议由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对外作出说明和解释。毛泽东没有答复,只是批示将这两个材料印发会议各代表。7月27日,毛泽东又不动声色地批准印发了一个材料,材料上说,中共江西省委党校5月份以来展开讨论,有近半数的学员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早产儿",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左'倾思想的复活",公共食堂"害多利少"等等。又过了一天,当秘书胡乔木送来赫鲁晓夫在波兰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讲话后,毛泽东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了。所送材料中转引的《纽约时报》的评论很可能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赫鲁晓夫先生这番话所引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争论是否--像许多专家所认为的那样--已经结束,而赫鲁晓夫先生只是在回顾过去。另一种看法是,意见分歧仍然存在,赫鲁晓夫先生是在表明他的立场。这次对农民的讲话显然并不是打算作为一篇重要演说的,但是它今天在报纸上的出现显然是得到了这位苏联领袖批准的。"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将上述文件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看来,毛泽东此时不仅把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挂起钩来,而且已经决心向赫鲁晓夫发起进攻,从而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布于众了。

8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已经把庐山上争论的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更指出,"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一开始就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总路线,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近时期,他们利用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暂时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加紧了他们的攻击。我们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政治纲领、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这样的重大时机,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的矛头,是针对着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针对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仅仅反击党内右倾分子是不够的,要把中国的经验传播到世界,就必须批驳莫斯科的谬论。8月19日,毛泽东致信几位秀才,要求他们下到各省去认真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9月4日,毛泽东接连致信胡乔木和吴冷西,考虑10月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

此时莫斯科也没有闲着,9月6日外交部、中联部送来了苏联经济学硕士格洛托夫所写的《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前途》一文。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人根本不研究马、恩、列思想,并且连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这一观点也否定。总之,作者认为公社无论何时都是有害无益的。"这种情况显然更刺激了毛泽东的战斗情绪。9月12日刘少奇送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这里的"外国同志"当然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毛泽东大悦,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19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第三次来华访问,双方领导人会谈时发生了严重争吵。苏联人感到,对中共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批评。赫鲁晓夫气愤地说:"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们使用'以苏联为首'的套话,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平等?"尽管争论主要是围绕对外政策进行的,但毛泽东头脑中考虑的还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以至10月4日在东郊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时,毛泽东仍然大讲特讲"大跃进"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人民群众如何创造了"人民公社",与苏联历史上的公社相比,中国的人民公社有哪些优越性等等。

在毛泽东看来,此时的苏联仍然是朋友,"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所以,赫鲁晓夫回国后,毛泽东立即接见了苏联代办安东诺夫,并向他说明,"既使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事实上,在所有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始终是一致的。"但是,毛泽东又认为,"赫鲁晓夫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而能够纠正这些错误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此时的赫鲁晓夫与毛泽东有着同样的心态。一方面,11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对周恩来说,他接到国内指示,让他通知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苏中两党之间对重大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分歧。至于一些个别问题,经过双方讨论和充分交换意见,也不存在了。因而,苏共主席团决定,把上次在北京举行的会谈记录烧毁。另一方面,12月18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就苏联党政代表团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个报告,对中苏分歧的状况做了充分的说明以后,报告指出,"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共领导近来出现了对自己的成绩和能力估计过高,夸大中国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程度的倾向",尤其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中国被目前取得的成绩"冲昏了头脑","表现出骄傲和自大"。报告认为,"上述中共在内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状况造成的。形式上中共中央内部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决定是由个人做出的,因此不少是主观主义的,在不少情况下根本是没有经过慎重考虑的。"报告最后强调,"我们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友谊,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不仅对我们两党两国来说重要,它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也是必需的。为了这一崇高的目的,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

兄弟两个谁都不愿分家,可谁都要在这个家做主,那么就看谁的主张更符合这个家庭所崇尚的理念,并且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认可了。所以说,中苏之间一场是非之争的论战迟早是要到来的。自1959年10月的争吵以后,中苏双方都开始宣传各自方针、政策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在苏联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上开始转载《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的一些社论和文章,而其中阐述的观点明显地是与中共立场相矛盾的。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1960年2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言论及其随后对印度的访问,使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正在追求与西方达成妥协,并将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问题只是爆发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将如何点燃。

如前所述,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一些纯粹的理论问题上。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直指苏共中央。5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批评"戴维营精神",还表示"将来要算算帐"。紧接着,中共领导人又在世界工联会议期间公开提出并宣传,在一些基本理论观点上与苏共有重大分歧。

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作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这大概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在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中苏关系问题讲话时指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

首先,中共不宜在受到苏共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那将是一次为自己辩解的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

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最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毕竟还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认可。但是,一方面,毛泽东需要社会主义阵营,更需要领导这个阵营,而没有苏联,也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因为只有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才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毛泽东决定在关于革命与战争这些理论问题上与苏共论战,并坚信可以说服之,或者战胜之。

毛泽东心中的目标是要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树立一面赶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旗子,是要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表率和榜样。然而,在莫斯科看来,北京发动的这次理论攻势是向苏共领导并得到中共承认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事后报告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胡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但是,当问题涉及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时,当我们处在中共领导以其观点公开对抗我们整个运动的事实面前时,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就这些问题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于是,出现了苏共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的场面。在理论上压服中共失败后,赫鲁晓夫决定在经济上继续向中共施以颜色,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

就这样,中苏两党的内部分歧演变为公开论争,党际关系的矛盾演变为国家关系的恶化,中苏同盟终于走上了破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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