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修辞与政法 朱苏力
提供学校: 北京大学
院系: 法学院
专业大类: 法学

本系列介绍了修辞与政法的相关知识,修辞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文人必须的技能,主要用于文学创作,在中国诗词歌赋运用较多,在西方主要用于哲学辩论、政治辩伦,宗教传经布道,朱苏力教授对我国的法律修辞问题进行了理论和现实的梳理,认为我国的法律修辞必须加强,否则法言法语老百姓听不懂,法律不能普及,对社会不利。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一言之辩胜于九鼎之宝,你我都能做到,请听朱教授的讲解。

教师团队

朱苏力 教授、博导、长江学者、法学家

单位:北京大学

部门:法学院

职位:教授

法律修辞对本土司法实践的价值与意义

从以上历史发展的进程可以看到,法律修辞具有微观技艺和宏观方法的两层含义,传统法律修辞的研究着重于前者,而现代法律修辞将后者也纳入研究视野并给予特别的强调,不仅提升了自身的理论深度,也挽救了发展的危机。

这种发展历史主要是西方法律修辞的表现。中国的法律修辞研究大多仍然局限于微观层面,而没有将法律修辞视为司法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研究的缺憾。

如前所述,现代司法过程与现代修辞研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作为二者交叉的法律修辞也日益显示出其活跃的生命力,能够为司法实践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指导。虽然目前对法律修辞的研究并不成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其中的基本原理来推动和提升司法实践活动。从微观层次到宏观层次,法律修辞的两种层次都能够给我们的司法实践带来不少启示。

首先,微观层面的修辞技巧是职业法律人的基本技能,而这一点正是目前司法实践中所欠缺的。目前的法学教育多数时间都在进行知识的灌输,对于修辞、谈判、搜索等职业技能却比较忽视。这些技能多是法科学生在毕业之后通过非系统的方式自我摸索而零星掌握的,其效果并不理想。

法学教育的这种缺陷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修辞技巧的欠缺,在法律文书、法庭辩论、举证质证等环节中,微观修辞技巧的缺乏是随处可见的。法律修辞的发展就是从法庭辩论或者诉讼演说发轫的,甚至可以说,法律修辞的发达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法治的发达程度。

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盛行的法庭辩论与修辞技巧之间是良性互动关系。这一点从我国古代司法传统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修辞方法对中国古代法官的裁判行为既是近水楼台,也是有意而为的选择。

其次,司法实践中的法律修辞不能仅仅局限于微观层面,而是应当扩展到宏观方法层面。局限于微观技巧,法律修辞就会出现异化的可能,难以实现法律的本意和目的,这一点已经被修辞学发展的历程所证明。

最后,对于法律修辞可能具有的局限性,我们也必须给予特别的警惕,这一点从修辞学在19世纪衰落至低谷中就可见一斑。单纯技艺层面的修辞很容易脱离基本的价值判断,沦为玩弄文字和词藻的工具,这也导致了修辞学曾经的衰落。具体到法律修辞中,我们仍然应当坚持基本的法治立场,并以此作为运用修辞的价值基础,防止解构法治的因素借助修辞工具得以扩张。

修辞论证理论在法学领域的前景

修辞论证理论带来了新的法学观。以佩雷尔曼为代表的当代修辞论证学家强调,法律就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以制定法为基础提出的能为社会所接受的合理的判决理由。站在这样的法律视角放眼望去,法学诸领域都呈现出了相应的变化。

首先,法律论证成为法律生活的题中之义。法官要想证明其判决的合理性,就必须提出为社会所接受的判决理由。而提出理由的过程就是一个论证的过程。其次,法官作为言说者而存在。在孟德斯鸠设计的三权分立体制里,法官只是一个消极的存在,他只是说出法律言词的嘴巴。

这对修辞论证理论而言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如果法官只是一个被动传递立法者意志的消极存在,那就意味着司法权从属于立法权,判决最终不过是立法者意志的表现。再次,法不限于制订法。

根据修辞论证理论,法官在判决中会在法律体系精神的指引下列出好的理由,根据案件所涉的领域,其可以是道德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或宗教的。最后,强调法的特殊性。修辞论证理论认为,价值的重要性会因为论证所处的环境、气候、氛围和政治意识形态而有所不同,也会因为法官的教育背景、性格和个性的不同而不同。

在价值判断问题上不存在一定之规,只有依据现实条件才能最终确定何种价值优先。并且这种决定能被接受也不是因为它是绝对客观有效的,而只是因为它是合理的。

为一种以实践为旨归的理论,修辞论证理论提醒人们注意到了一个为大部分论证研究者所忽略的问题,即,论证得以进行的现实环境。古典作家都认为修辞学产生于叙拉古和雅典的民主政制。这意味着,修辞学诞生于各人都有平等话语权的环境中。 

为了保证法与道德等社会因素的分离,法律论证理论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立法领域的法律论证问题,而将其定位为“司法定向的法学理论”。事实上,大部分的法律论证理论甚至法理学理论都有意无意的回避了立法领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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