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硕士生们讲授许氏理论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应用，同时作为通俗性介绍，在北京大学本科生中讲授“心理行为与文化”课程，并正着手将讲义《心理文化学概论》（暂定名）整理和出版。真正的学术研究既艰苦又寂寞，但真正的学术研究也是享受的过程。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我们就坚决地走下去。我们知道“高楼万丈，起于一砖一石”的道理，只有经过我们扎扎实实地工作，一点一滴地积累，以许氏学说为核心的“心理文化学”这门学问才会渐趋模样，才会发扬光大。

《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对心理文化学学问的概述。心理文化学是在对美籍华裔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学说进行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建立的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学说。 

许烺光（Francis L.K.Hsu）的学术成就并不逊于任何一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大师。那些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影响的西方学者或思想家，如黑格尔、卡尔·马克思、弗洛伊德、马克斯·韦伯、汤因比、帕森斯等，学术贡献不可谓不大，研究视野不可谓不开阔，但在论及中国时就显得比较单薄，比较没有底气，可能因为他们既没有中国生活的经验，又几乎都不懂中文，介绍中国的西文材料又很有限，故其理论缺乏对中国经验的参考实属无奈。而许氏之说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在参考中国等非西方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现有社会科学之局限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的学说又与那种闭门造车、带有自我陶醉特点的一些中国学人的论说不同，他身处西方学术界主流，与当代主流社会科学界有密切的互动，可以说他是在与主流社会科学话语进行对话的过程中将中国经验进行学理性提升的。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学术界，对许氏的评价似乎还远没有达到与其实际贡献相符的地步，譬如我还没有看到有人把许烺光的名字与上述理论大家相提并论。我想，个中原因可能正是因为许氏的文化背景和与之相联系学说特点：他的学说体系极其庞大并且与现代社会科学的视角十分不同，难以在现有社会科学范式下将其精确定位，亦容易招致“不科学”、“太庞杂”等批评。对于许多西方学者来说，他参考非西方社会经验提出的学说似乎太“另类”，难以理解；而对于至今仍奉西方学术大家为圭臬、难以跳出现有社会科学之囿围的许多中国学者来说，他的中国名字似乎缺乏新鲜感和冲击力，故对其学说也不下功夫理解。学术界常有人从某一特定专业对许氏学说所做出一些近乎盲人摸象的评论就说明了这一点。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读到许先生的著作起，我便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定位于许氏学派，授课、指导学生、讲演、著书立说皆与许氏理论相关联。最近一些年，我又尝试把许氏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陆续在《国际政治研究》、《日本学刊》等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文。2009年秋天，曾经出版了《许烺光著作集》（全10卷）的台湾南天书局的魏志宾先生来北京，谈及我们对许烺光先生理论的研究，魏先生当即决定，将我们的研究成果作为 “许烺光理论研究论丛”之一部出版，这使我们备受鼓舞。摆在读者面前的就是我与游国龙近几年研究许氏理论的心得。据我所知，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研究许氏学说的专著。在此书出版之际，我们在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对南天书局深表谢意。

这部著作不是对许氏理论的简单解释。我们对许氏学说的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提出了对他的学说定位的新看法，主张把许氏学说从现代心理人类学中分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心理文化学”。我们还对他的“优势亲属关系”、“心理文化取向”等理论概念作了研究，并根据他的理论对“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问题提出了新看法。我们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许氏的大规模文明社会研究领域，他的这个领域是被忽视的，也常被误解，但我们认为这恰是许氏贡献最大的地方。我们对他提出的PSH理论和基本人际状态进行了重点研究，除了阐述这些理论和概念的背景及意义外，还对其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我们还尝试将经过补充和完善后的许氏理论应用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旨为创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提供新的视角和分析工具。说实话，一开始我们对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应用许氏学说并无太大把握，但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一个个具体问题被攻克，我们越来越有信心。我们认识到将许氏理论应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仅可行，而且大有可为，甚至有时候庆幸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背景：或许正是这种背景，才使我们能以更广阔的视野理解许氏理论，更能认识到其真正价值所在。许氏一生所从事的可以说是促进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而文化理解也是广义的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许氏的《中国人与美国人》被其幕僚列为三部重要参考书之一。其实，那些想了解中国的美国人和想了解美国的中国人，都应像尼克松那样读读这本书。不仅如此，那些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理解的人、那些致力于跨文化交流工作的人、那些在外留学、工作、经商和从事外交活动的人、那些致力于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都可从许氏的心理文化学视角获得启迪。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游国龙，2003年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时提出要研究许氏，当时我并没有同意。我的顾虑是：这是一条充满荆棘和风险之路，一是因为许氏之说庞大而艰深，牵涉的头绪多，把握难度大，非有异于常人的投入和执着精神不可；二是因为我在国际关系研究圈子中研究许氏，犹如一拓荒者独行于荒野，对于自己如何行走、行至何处、能否得到这个领域的认可并无把握，若贸然带青年人同行，难保不会误人子弟。所以考虑到毕业和学位问题，我建议他还是做一个相对保险的题目为好。尽管有这样的告诫，国龙仍知难而上，坚持认为研究许氏不仅是学术操练，还可安身立命。我为他不仅“求学”，更重“求道”的执着精神所动，便没再拒绝。这几年，他广泛阅读，勤于思考，虽遇到一些挫折，却仍初衷不改。他常有一些创新的想法，每到这时，总是很兴奋地与我分享他的心得体会，可以看出他很享受这个过程，这也使我想到陶渊明“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读书境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陶醉是做学问的至高境界，国龙的勤奋和近乎痴迷的追求，使他在学问道路上进步很快，这些年他的一部分研究心得便构成了本书的第一、二、三、六、七、八章。从这些章节可看到他的学问正在成熟，我不仅没了当初的误人子弟之忧，还看到了他大器晚成的希望。当然，我们两人虽然撰写了该书的不同部分，但所有观点都是经过切磋和讨论的，责任由我们共同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