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风险社会的世界时刻 Ulrich Beck
提供学校: 慕尼黑大学
专业大类: 理论经济学
专业: 世界经济

本系列介绍了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当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不适用时,由国家来运营私人产业的中国模式,是否也在开始寻找通向英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中心的道路这一经济与社会话题。围绕这一话题主要介绍了 “世界风险社会新在何处”、“世界主义时刻的意义”以及“社会科学中的范式转换”等内容。这一专题的介绍对于研究世界新的社会与经济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教师团队

Ulric... 教授

单位:慕尼黑大学

部门:伦敦经济学院

职位:无

失控的时代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别无选择的社会,不得不面对风险。当代社会赋予风险新的含义,使它区别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按照贝克的理解,目前我们正处在从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而且这种转型以潜在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所谓风险社会,即指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无法控制的“未来”领域也随之扩大,与此同时,人们陷入“危险”境地的可能性急剧增大。这一切最终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巨变。贝克把发生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这一系列重大的历史转变称为风险社会。他并且认为这些变化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人为的不确定性。

风险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从经济学角度看,风险是一个具有双重含义的概念,同时包含可预测性和不可预测性两方面。“不确定性”一词专门用来描述风险的不可预测性。 

社会学家通常也把风险视为一个与可能性与不确定性相关联的概念。吉登斯指出,当某种结果完全确定时,我们不能说是在冒风险。风险与冒险或者危险不同,它指涉一种在与未来可能性关系中将被评估的危险程度。因此,风险并非只存在消极的一面,它同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吉登斯指出,接受风险本身便意味着激动和冒险,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冒险行为,如赌博、飚车、登山来获得和体验快乐。不仅如此,积极地接受和挑战风险也是现代经济中创造财富的精神源泉。

风险的双重特征在现代工业社会早期就已经显现。当时,“风险”具有勇敢和开拓之意,是一种致力于变革的社会推动力。人们希望自己决定自身命运,把握未来,并摆脱宗教、传统和自然界的任意摆布。吉登斯将风险概念放在与现代性之关系的框架内进行了解读。他认为风险是一个与现代性紧密相关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中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因为当时的人们并不需要它。

现代以前所有的文化与文明都主要存在于过去。人们使用运气、命运和上帝的意志等概念来代替风险。在传统文化中,如果某人遭遇了意外事故或者相反取得了成功,那么就会被归咎于命运、运气或者上帝的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着眼于未来的社会。它将未来看作被征服与被殖民的对象。在此,风险暗含着一个企图主动与它的过去,即现代工业文明的主要特征不断决裂的社会。

现代资本主义与前现代所有经济体制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对待未来的态度。现代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计算将来的利润与成本,也就是通过计算风险从而将自己融入作为连续过程的未来之中的。

国际金融危机

外部因素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并非近年方才出现的现象。1873年,德国和奥地利经济繁荣,吸引资本留在国内,对外信贷突然中止,导致美国杰·库克公司经营困难;1890年,伦敦巴林兄弟投资银行对阿根廷债权发生支付危机,加之当年10月纽约发生金融危机,伦敦一系列企业倒闭,巴林银行几乎于当年11月份倒闭,只是在英格兰银行行长威廉·利德代尔牵头组织的银团担保基金救助下方才得以幸免,但英国对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因此事而锐减,致使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893年;1928年春,纽约股市开始繁荣,汲干了本可投向拉丁美洲的信贷源泉,导致上述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萧条。中止发放海外信贷很可能加速海外经济衰退,后者又会反过来对导致这一切的国家发生影响。

20世纪 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根据巴里·艾森格林和迈克尔·博多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现2001年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都比1973年大1倍,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传染性也大大增强,往往爆发不久就如同传染病一样迅速从最早爆发危机的国家或地区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舆论界留下了许多描绘这一现象的词汇: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龙舌兰酒效应”、“亚洲流感”、“俄罗斯病毒”等等不一而足,而对货币、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也迅速兴起。

由于多种危机传染机制需要在资本项目和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才能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我国依靠资本项目的适度管制和金融服务市场低开放度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但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尽管我国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危机传染的风险已经大大上升,震撼国际金融市场的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出现了新特点。

广义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渠道可以划分为非偶发性传染渠道、偶发性传染渠道两大类,前者指在危机爆发前的稳定期和危机期都同样存在的传染渠道;后者指仅出现于危机爆发后的传染渠道。

由于第一类传染渠道源于国家或地区间实际的经济金融联系,危机的传染来自宏观经济基本面的变动,因此又称为“真实联系渠道”,或“基于基本面的传染”,主要包括贸易联系与竞争性贬值、政策调整、随机总需求流动性冲击等途径。偶发性传染与经济基本面无关,仅仅是投资者或金融市场其他参与者行为(特别是非理性行为)的结果,因而又有“真正的传染”、“纯粹的传染”之称,主要包括内生流动性冲击、多重均衡和唤醒效应、政治影响传染等途径。但这些传染机制往往是建立在贸易联系和“中心”国家对“边缘” 国家投资的基础之上,是因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机构投资者纷纷弃新兴市场资产而追逐母国优质资产所致。

而就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而言,贸易联系与外国对华投资机制的作用可能并不十分关键,反而是中国对外投资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可能成为最主要的危机传染途径,而且这样的危机传染途径的重要性还会日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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