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 吴伯娅
提供学校: 武汉大学历史系
院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专业大类: 历史学
专业: 中国古代史
学习模块: 清史
课时: 9

介绍了康雍乾三帝对西学的研习情况、为西学东渐做出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 

专著《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依据大量的清代满汉文档案和其它中西文史料,细致地分析康雍乾三帝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及认识,系统地考察他们的西方文化政策的制定、执行、变化、影响的全过程,认真地比较他们祖孙三代的异同与得失,把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放到时代发展的大潮中进行审视与评估,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教师团队

吴伯娅 研究员

部门:历史

职位:清史

康雍乾三帝的海外政策

康熙皇帝

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清朝统一了台湾,清除了海上最大的反清据点,为废除海禁创作了条件。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迫切需要发展海外贸易。因此,主张开发海外贸易的人越来越多,并要求“展界”,以招民耕种沿海土地。十月,清廷“命礼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往勘福建广东海界;工部侍郎金世鉴、副都御史雅思哈,往勘江南浙江海界。

二十三年,清政府正式解除海禁,开海贸易。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先后在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厦门、广东广州设立四个海关,负责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建立海关的开始。中国的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在天下一统形势好转的条件下,康熙帝能顺应历史,及时调整政策,解除禁令,开海贸易,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他的这一决策中,虽然有体恤商裕民的思想,但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稳定经济,增加收入,充实兵饷以维护清朝的统治。因此,在海关设立之前,他就明确指出,“海洋为丛利之薮,海舶商贩必多”,必须“严缉,不得因此为利,终生事端”。在他看来,海外贸易虽然能带来经济利益,但决不能因此而引起政治上的麻烦。对政治上安全的考虑远在对国家经济利益考虑之上,这种思想一直为清代各朝统治者所继承。另外,他虽然开海贸易,并对外商实行优惠政策,但并没有改变传统的天朝观念和朝贡意识。

南洋禁航令是清初海外贸易政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逆转。它表明在对外关系上,康熙晚年与前朝相比是大为倒退,大为保守了。康熙作为一代英主,由较为开放转向封闭,其变化是耐人寻味的。它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外力压迫的结果。尽管当时西力有限,对清廷尚未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敏锐的康熙已预感到封建王朝的克星将要升起。面对新的对手,他没有竞争的魄力,只是退缩防守,企图以封建式的防范与限制来抵制资本主义的滚滚大潮。

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继位之后,继续执行南洋禁航的政策。当时沿海地方官员不断上疏,历数洋禁的弊端和开禁的好处,请求取消禁令,允许人民赴南洋贸易。但雍正帝认为“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一直不予允准。其后,地狭人稠的福建首连遇灾荒,人民相继为“盗”,社会动乱不安。要求解除海禁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维护海疆的宁谧,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正式废除了南洋禁航令。雍正帝的开放洋禁,翻了康熙皇帝的旧案,恢复了沿海地区部分人民的谋生手段,有利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与南洋地区的贸易往来,不失为有魄力,有勇气之举。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制定了许多限制措施,如出海贸易者限期回国,粮食、铁器等物品不许出口等,以防止出洋之人与海外夷人串通,危及清朝统治。

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执政后,对内一反其父的铁腕政治,但在海外政策上却没有多大改变。他对当时欧洲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恍如隔世,把前来贸易的西方各国仍然视为“海夷”,但对它们在海外的殖民活动时有所闻,不能不保持高度警惕。因此,清政府采取以防“夷”为第一要务的对外政策,尤以防范“海夷”为重点。在对外贸易上,仍然贯彻康熙中后期所推行的严格限制下的开海通商政策。既允许本国商人出海和外国商人进口贸易,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管理条例,其防范限制日趋苛严与完备。

开海以来,中外贸易长期集中在广州,形成了一个包括行商、粤海关监督、广东地方官吏在内的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垄断贸易,贪污勒索,得力甚多,自然不愿意外商齐粤就浙。浙江多一个外贸口岸,就多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势必加重官吏的责任。以总督扬应琚为代表的官员力主禁止宁波通商。乾隆皇帝认为扬应琚“所见审视”,“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都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杨帆直至者,行驶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因此,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乾隆帝谕令:“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付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人浙江海口。”并命粤海关将这个规定传瑜外国商人。这就是一口通商政策的确立。

一口通商虽然主要是针对西方各国而言,南洋商船仍可到闽浙江海关贸易,中国商人也可以从四口出海贸易,《防夷五事》在实际中也难以切实执行,但是,从总体上说,它们对中外贸易的发展无疑起着阻碍作用,是清代外贸政策的逆转。

从康熙晚年的禁教、禁南洋贸易,到乾隆中期的一口通商、《防夷五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清政府的对外限制日趋严厉与完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限制了人们对外交流的需求,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使人们对外来文化采取轻蔑的态度,夜郎自大,固步自封。西方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殖民狂潮的汹涌东来,又使清廷对西洋诸国深怀畏忌。既害怕外来势力的威胁,又害怕中国人揭竿而起,内外结合,危及清朝统治,因此,清廷实行了闭关自守的政策。这种政策虽然有一定的防御作用,但使中国与世界相对隔离,看不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不能及时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与经验,使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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