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介绍
近代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回顾与思考 朱英
提供学校: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专业大类: 历史学
专业: 中国近现代史

受市民社会理论影响而形成的“社会与国家”这一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近10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之中,不仅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而且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同时也开辟了某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对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的应用还需要更进一步加以完善,从“社会与国家”的新角度开展对中国近代史更多相关专题的实证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教师团队

朱英 教授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部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职位:院长、所长

“社会与国家”理论框架之下的专题实证研究

 在历史学科范围之内,1997年拙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出版时,以“社会与国家”这一新的理论框架从事近代中国专题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但此后相关的专题研究成果已越来越多,并且涉及近代中国历史的其他许多领域,甚至也不仅仅限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包括中国古代史研究也开始有了类似的尝试,这无疑是历史学研究中一个十分可喜的发展趋向。

“社会与国家”是一个涵盖内容较为广泛的理论框架,也可以说是一种运用范围较宽的理论工具。如果只是停留在比较狭窄的领域和专题中进行探讨,就无法全面地认识近代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发展演变及其互动关系。由于初期的专题实证研究主要是商会方面的成果,这种缺陷就显得较为明显。有学者曾经指出:“从近代中国史实来看,商会确是最具代表性的市民社会组织,‘商会派’学者受其学术背景的影响,在研究中首先抓住这个最佳的切入点,提出了一些富有创意的新见解,其贡献是不容抹煞的。不过,近代中国市民社会毕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体系,商会只是其中的一环,如果过份耽溺商会与市民社会的学术课题,便很容易导致片面的学术成果,甚至给人以‘商会就是市民社会’的错觉,把近代中国的商会等同于、混同于市民社会。因此,不能因为对商会的研究而忽视对市民社会其他环节的研究,要避免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商会中心主义’倾向。”但正如另外的学者所说,这种缺陷并不是商会研究者本人的过失,因为每位学者都只能对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发表看法,不能要求商会研究者超越这一范围去论证市民社会的存在。

 实际上,在近代史学界以商会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研究近代中国“社会与国家”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有学者开始从更宽的领域进行实证分析。例如:王笛对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特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以成都为例与同一时期地处长江中游的汉口公共领域的发展特点作了对比,从而阐明即使是在中国内部不同区域公共领域的发展也存在着相异之处,亦即“社会与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互动关系。他认为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主要体现于传统领域的演变和新领域的产生两个方面,前者的表现是商会和公立学堂的出现,后者的表现则是公共协会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的产生。19世纪末汉口公共领域的扩张,主要是基于社会内部的动力和地方精英积极活动的结果,政府的作用并不明显,而晚清成都公共领域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官”推动的影响,同时加上地方士绅的合作,尽管在这里社会与国家仍存在着矛盾冲突,但相对而言两者之间的互动合作,亦即国家对公共领域扩张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更为突出。

“社会与国家”理论分析框架的辨析与再思考

尽管有学者不断提出质疑,甚至是比较激烈地批评将“市民社会”理论和“社会与国家”的理论框架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但上文的介绍已经足以表明,借鉴和应用这些新理论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概括地说,这种积极作用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

 首先是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无需讳言,在我们以往多年的历史学研究中,比较突出地存在着理论比较单一、视野比较狭窄、思路也不宽阔的缺陷。其结果是导致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常常局限于单个的层面上,难以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多维度的考察与分析,实际上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发展。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恰当运用,对于拓宽视野、开阔思路,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明显的作用。

其次是弥补了过去的一些薄弱研究环节,同时也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所谓新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其真正作用就是通过提供新视野,促使研究者形成新的问题意识,或者是从新的角度去探讨老课题。另外,“社会与国家”的理论分析框架还促使研究者拓展了学术视野,开始探讨过去较少涉及的许多新领域,并取得一批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

 再次是有利于帮助近代史学界对一些老课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和丰满。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以前虽不乏研究成果,但并不意味着对这些问题不需要再进行新的探讨。而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探讨,如果在理论、方法和史料挖掘等方面缺少创新,就难免和过去的研究成果重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目前,这种无创新性的所谓史学论文比比皆是。运用“社会与国家”这一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帮助研究者带着新的问题意识,从新的切入点对一些老课题进行新探讨,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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